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这6个大问题让我彻夜忧虑(Edge)

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Edge,每年都会提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然后邀请全球100多位最卓越的大脑共同作出回答。

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世界top级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回答了6个关乎人类命运的年度大问题。


2010年度大问题: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同进化?

约翰·布罗克曼:2010年,我请Edge的作者思考“互联网”,但这包括且又不限于万维网及互联网上的一个应用(搜索引擎、浏览器等网络应用)。

史蒂芬·平克:我并不认同人类思维会与互联网共同进化这个命题。

作为同时相信人类天性以及逻辑和证据标准永恒性的人,我对互联网正改变类思维的常见说法存疑。电子媒介并不会改变大脑处理信息的机制,也不会取代“假言推理”或是贝叶斯定理。

互联网最有趣的发展趋势为,它并非改变了人类思维,而是它正在适应人类思维。十几年前,万维网的诞生是互联网应用方面的质的飞跃,这主要体现在用户界面即图形浏览器上,它基于一系列计算机线性处理器硬件,模拟出了带有窗口、图标和按钮的熟悉的视觉世界。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更多自然的设计取代了传统的呆板模式:更自然的用户界面、对人类专业知识更优化的模拟,以及互联网技术在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应用。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但将其称为“人类思维”的改变者,我认为过于夸张了。


2011年度大问题:哪些是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新概念?

约翰·布罗克曼: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广义上的理解,即获取关于万物知识的可靠途径,不论是人类行为、组织行为、星球演变,还是宇宙的未来。

史蒂芬·平克:学会“正和博弈”的概念,能让你更聪明。

所谓零和博弈,指的是在某一次互动中,一方的收益正好等于另一方的损失,即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正好相抵,更准确地说,是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相加之和一直为零。体育竞赛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非零和博弈则是双方的行为互动之后产生净收益(正和)或损失(负和)。牧民用剩余的羊毛和牛奶交换农民剩余的谷物和水果,人们利用各自的空闲时间互惠地轮流照顾彼此的孩子,这些都是典型的正和博弈案例。

在多人互动的情境中,人们做出的选择无法决定他们将进行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因为博弈就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一些选项,人们可能会将一个非零和博弈当成零和博弈,而且最终真的会导致收益损失相加为零的结果。因此,如果人们知道了人际互动中的博弈理论结构,他们无须假装圣人就能做出有价值的选择,让大家变得更安全、更和谐、更富足。


2012年度大问题: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约翰·布罗克曼:关于这一年度问题的提出,我们需要感谢史蒂芬·平克。在科学研究中,也许最大的快乐与幸福便是能化繁为简。这样的阐释与解答才能称得上深邃、美妙而优雅。

史蒂芬·平克:“进化遗传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冲突”让世界更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复杂的生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这一切都由复制基因之间的竞争所驱动。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哪一个复制基因能够以最优方式来调动能量和必需的物料来进行复制,同时也取决于复制基因以多快的速度来复制出可再复制的下一代。竞争的第一个方面可被称为生存、新陈代谢,或躯体作用;第二个方面,则是复制或生殖方面的作用。生命,在其每一个单位上,从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到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执行并不断交替取舍这两方面的功能。

生命的取舍在于如何配置资源,以此尽其所能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使之自谋生路或竭力养育较少的后代,并提高每一个后代存活及繁殖的机会。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体现出一个生物体在“亲代投入”上付出的努力。


2013年度大问题: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是什么?

约翰·布罗克曼:我们忧虑,因为我们生来就会去预测未来。虽然没有什么能阻止忧思,但是科学能教会我们如何更恰当地忧虑。

史蒂芬·平克:那些“诱发战争的真正危险因素”让我忧虑不已。

在当下庸常的生活中,还在为战争可能突然爆发而整天提心吊胆的人大概不多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战火真的会波及到自己。自1945年以来,大国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硝烟已基本消散,并且从1991年开始,世界其他地区诉诸枪炮解决分歧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战争几乎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不过,这一梦幻般的趋势将会永久存在下去吗?很多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现有的和平只是短暂的小插曲,更猛烈的世界大战正在某些角落里悄然酝酿。”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世界毫无疑问充满了“未知的未知”,难以预测的灾祸很可能会突然光顾这个已经幸运很久的星球,彻底将人类斩草除根。

时下最值得担忧的战争风险因素,我认为应该是如下几点:自恋的领导人、完美的正义、群体主义、乌托邦理论和战争作为正常的或者必要的战术


2014年度大问题: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

约翰·布罗克曼:科学一直在前所未见、标新立异的观点中奋勇前进,推陈出新更是常态。让我们看看,是哪些观点让科学家们欲除之而后快。

史蒂芬·平克:“行为=基因+环境?”这种观点可以去死了!

你会说,电脑或智能手机的行为是由其固有的设计以及受环境影响的方式来决定的吗?这不太可能。这样的陈述虽不假,但也不精确。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有一个非随机的结构,而且它们还有输入。但说到输入能“塑造”系统的行为,或让设计与输入相互竞争,这对了解系统如何工作毫无帮助。人类的大脑比人造设备更复杂,对输入的处理方式也更复杂。然而,许多人分析大脑的方式过于简单了,“行为=基因+环境”,这个方程中的每个术语都令人怀疑。


2015年度大问题: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约翰·布罗克曼:如今,很多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而在讨论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问一问那些会思考的机器,它们是怎么想的吗?

史蒂芬·平克:当我们思考会思考的机器时,我认为“会思考并不意味着想征服”。

最近在智能机器上刚刚取得的微小进步,让某种焦虑情绪死灰复燃:我们的知识终将导致人类的灭亡。在我看来,当下对于计算机将引发杀戮的恐惧氛围,实际上是在浪费感情。真实的剧情,与其说是曼哈顿计划,倒不如说更像是对计算机千年虫问题的莫须有的恐慌。

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至少在15~20年内依然是无法突破的标杆,而近来许多被炒作的技术进步其实根基尚浅。

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机器人专家无法制造出能进行安全防卫的系统。有人担忧人工智能系统会聪明到从我们手中夺取能源的掌控权,然后横行霸道。但现实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缓慢,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从新安装使用的人工智能中收集反馈信息。

中文:史蒂芬·平克:这6个大问题让我彻夜忧虑

原文:Edge上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纵火焚烧现代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

Torching the Modern-Day Library of Alexandria

你离读到迄今为止出版过的所有书的电子版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你想读的是那些还没出版的书,可能还是需要付一些钱,但是其他所有已经出版的书,都可能可以在每个地方图书馆里的阅读终端上免费阅读。这个电子书库的馆藏会比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的馆藏都要大。

在每个图书馆都即将会拥有的阅读终端上,你能搜索千万本的图书,并且阅读你能找到的图书的每一页。你可以高亮段落,做注释和分享。人们还能第一次自由地在所有已经印刷出来的图书中定位一个观点之后直接把链接发给别人。很快图书也能像网页一样可以在眨眼之间获取、搜索和复制粘贴。

这曾是一个即将实现的夙愿。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Oxford’s Bodleian Libraries)的馆长理查德·欧文顿(Richard Ovenden)说,“千年以来一直有人在梦想一个世界级的图书馆,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有人在幻想我们可以把当时世界上所有已经印刷在纸上的知识全部储藏在一个房间或者一家机构里。”(It was possible to think in the Renaissance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mass the whole of published knowledge in a single room or a single institution.在2011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把世界上所有的书籍都储藏在一个能够放在桌面上的小小终端里。

当时有一位热切关注此事的人这么写道:“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可以推动教育、研究和人们的智性生活的革新。”

但是,在那一年的3月22日,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第23(e)(2)条款否定了这一项准备向世人开放这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所有图书,并且在所有图书馆安装图书阅读终端的计划。

当亚历山大图书馆惨遭火灾的时候,人们说这是“全世界的灾难”。而那一年,当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文计划被法院否决的时候,那些帮助阻止这一计划的学者、档案学家和图书馆员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觉得恰恰是阻止了一个灾难的发生。

谷歌决定扫描世界上所有图书的秘密计划开始于2002年,该项目的名字叫做“海洋计划”(Project Ocean。当时拉里·佩吉(Larry Page)玛丽莎·梅尔(Marissa Mayer)正坐在办公室,手边放着一本三百页的书和一个节拍器。佩吉想知道如果要扫描一亿本书需要花多长时间,所以他就从他手边的这本开始试起。他和梅尔两个人用计时器来保证速度,然后花了40分钟时间把这本书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

佩吉一直想实现图书的数字化。早在1996年,当Google还只是一个学生项目,主要用来通过爬虫分析文件并且根据用户的请求进行相关度排名的时候,当时Google背后的设想就是要“发展技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数字图书馆。”(to develop the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a single, integrated and universal digital library.当时的想法是,在未来图书都实现电子化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勾勒出每一本书的引用网络,看看哪本书被引用的频率最高,然后利用这些数据给图书馆的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搜索结果。但是纸仍然是大多数书籍的载体。佩吉和他的研究伙伴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一起利用万维网中的网页进行试验,继续充实他们根据引用量来判断受欢迎程度的点子。

到2002年的时候,佩吉觉得重新关注书籍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他头脑中有了“40分钟”这个大致概念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母校,在图书扫描领域领先世界的密歇根大学,想看看批量数字化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密歇根大学告诉佩吉,按照当时的速度,如果想把密歇根大学700万册的馆藏全部数字化,需要大概一千年。如果是现在的佩吉,可能还会稍微迟疑一下,但是当时的佩吉回答说,谷歌只需要六年左右。

他给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提议:图书馆将所有的书借给谷歌,谷歌来替对方完成全部的扫描。最后你能得到你的全部馆藏的电子版,而谷歌将获得海量的还不曾被人问津的数据资源。布林如此描述谷歌对图书馆藏的渴望,“人类的知识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书籍中承载的可能是其中质量最高的部分。”(You hav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probably the highest-quality knowledge is captured in books.试想如果所有被尘封在纸页间的知识能够进入搜索引擎?

早在2004年之前,谷歌就开始了扫描工作。之后,谷歌和密歇根大学、哈佛、斯坦福、牛津、纽约公共图书馆和许多其他图书馆系统都订立了合约,并且以超过佩吉预言的速度,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扫描了大约2500万册图书。图书扫描工作花掉了谷歌大约4亿美元。这项工作不仅仅依靠技术,还依靠强大的物流支持。

从周一到周五,装满图书的半挂卡车都会停在谷歌扫描中心的门口。负责扫描斯坦福图书馆藏书的中心是一个改造的办公大楼,位于谷歌的山景园区。图书从卡车上卸下来之后会放在图书馆里常见的那种小推车里,然后被推给人工操作员。扫描中心大约有几十台扫描仪,一行一行地整齐排列,台与台之间间隔2米左右,操作员就坐在明亮的扫描仪前工作。

这些扫描仪是谷歌定制的,它们与其说是扫描,还不如说是给书拍照。每台仪器一小时可以数字化1000页左右的图书。待扫描的书会被放在一个特别设计的自动支架上,支架可以适应不同的书脊,并且将图书固定。仪器上方有一排灯,还有价值至少1000美元的光学器材,包括四个摄像头,两个分别照着摊开的书的左右两半,还有一个负责确定扫描范围的光学雷达,它会在图书表面生成一层激光网格,从而捕捉到纸页的曲度。操作员负责手动翻页,因为也没有机器能比得上人手的快捷和轻柔了,然后脚踩踏板来触发相机进行拍照,一系列动作仿佛是在弹一架奇怪的钢琴。

这个扫描系统很高效的原因是软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在传统的图书扫描系统里,在每次拍照之前确保每一页都是放正、铺展的是拖慢扫描进度的主要原因,而在谷歌的扫描系统中,每页歪歪扭扭的图书的照片会经过一个“去皱算法”的处理,该算法利用光学雷达的数据,最终使得书中每行文字回到正常的、看起来横平竖直的高度。

该项目的巅峰时期曾雇佣了大约50个全职工程师。他们负责研发能把图像转化为文字的光学识别软件,写去皱、颜色校正和对比度调节的算法,以便更好地处理图像,他们还研发了识别书中插图和图表的算法、提取页码的算法、把脚注转换为引用的算法、甚至还有按照布林和佩吉早期研究的思路,把图书按照相关度排序的算法。丹·克兰西(Dan Clancy)曾在该项目鼎盛时期担任工程主管,他说,“书与书之间还没有形成网络。一个巨大的研究挑战就是理解书与书之间的关系。”(There is a huge research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

在当时谷歌公司的其他部门都痴迷于让各种app更社交化,比如在2011年发布的Google Plus,而负责图书项目的人则将书籍扫描看作是像谷歌的搜索服务一样老派传统的东西,它们都呼应了谷歌公司的使命:“让全世界的信息有序,并且跨越国界地流通和发挥作用。”(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图书扫描项目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谷歌称作“探月”(moonshot)的项目。在谷歌开发无人汽车和通过高海拔气球向非洲输送互联网的“疯狂气球计划”(Project Loon)之前,这个数字化图书的计划被外界认为是一个白日梦。甚至有些谷歌的员工也认为这个项目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克兰西告诉我,“当时在我们做这个谷歌图书搜索项目的时候,谷歌内部肯定有不少人想:‘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项目上投入这么多钱?’一旦谷歌开始稍微精打细算起来,就会有人质疑,‘等等,你每年有4000万美元可以花,然后你居然砸了5000万美元在图书扫描上?然后这个项目总共要花掉我们3到4亿美元?你在想什么呢?’不过拉里和谢尔盖一直忠实地支持这个项目。”

在2010年8月,谷歌在博客上发了一条消息,说全世界总共有129864880册图书,而谷歌要把它们全部扫描完。

当然啦,事情后来的发展并不完全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个探月项目大概比原计划少扫描了1亿本书。计划失败的整个经过很复杂,但是起因却很简单:谷歌做的这件事被认为是错的,而没有人愿意宽恕。在得知谷歌从图书馆中拿走了百万册的图书,一本一本地扫描完毕,还像没事人一样地把书还了回去之后,各路作家和出版商开始起诉谷歌,正如他们在一开始的抗议中写道的,指控谷歌“大规模侵犯知识产权”。

谷歌扫描图书的初衷不是为了建一个数字图书馆,让大家能够完整地阅读电子书,这个点子是后来才有的。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只是为了让用户能检索图书,对于那些有版权的书,谷歌只能显示图书的片段,搜索结果中只能显示你搜索到的条目前后的几句话。因此谷歌把他们的图书搜索服务比喻成一个卡片式的索引目录。(They likened their service to a card catalog.)

谷歌还以为建立一个卡片式的索引目录是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就像版权法允许学者可以引用别人的作品一样。谷歌公司的律师大卫·杜蒙德(David Drummond)说,“合理使用和不合理使用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对原文的改变。没错,我们在数字化图书的过程中是制作了一个副本,但是很显然,让用户能够在书中找到某个术语不等于让用户读了这本书。这也是为什么谷歌图书提供的服务和图书本身不一样。”

杜蒙德必须得是对的,因为依照法律,故意侵犯支持产权的赔偿金额是15万美元/每本书。如果谷歌真的侵犯了千万册图书的知识产权,那么它需要赔偿的数额将以万亿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帕梅拉·塞缪尔逊在2011年写道:“谷歌的确有理由害怕他们是在孤注一掷地赌自己的行为是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知识版权的拥有者们反扑了回去。

他们反扑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谷歌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就洗劫了图书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你想要复印一本书,首先你要有复印的权利(the right to copy it)——也就是作者和出版商老爷们才有的“版权”(the damn copyright)。如果放任谷歌成批成批地复印美国所有的图书,对版权拥有者们无疑遗患无穷,这种行为说不定会导致他们失去“知识产权”本应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美国作家协会”和几位作家代表全美所有的图书版权受益者对谷歌提起了集体诉讼(有一些出版商已经单独起诉了谷歌,但是之后很快就加入了美国作协的集体诉讼)。

科技公司蔑视知识产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因为它们发明了新的分发内容的方式。在20世纪初期,制造了自动钢琴上的打洞纸卷(piano rolls)的人无视了乐谱的知识产权,后来遭到了音乐出版商的起诉。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了唱片制造商和早期的商业收音机供应商的身上。在上世纪60年代,有线电视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转播了无线电视的信号,随即面临着高额的诉讼。电影制作公司起诉录像机制造商,音乐公司起诉了在线音乐共享服务KazaA和Napster。

……“历史表明,时间和市场经济总是能保证利益博弈的平衡。”(History has shown that time and market forces often provide equilibrium in balancing interests

但是尽管每一方都获得了好处,每次博弈版权方都会害怕他们会被新技术取代。当录像带出现的时候,电影制作人强烈抗议。大的电影制作公司起诉了索尼,认为它们的录像带生意完全是对知识产权的剽窃。但是美国索尼公司对环球影业制片厂的案子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判定只要复制技术依然有从事“非侵权”活动的可能性,比如人们可以用在家里看电影,所以录像机的制造者并不承担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

所有起诉谷歌的作家和出版商只花了几年时间就意识到,事实上还是存在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尤其是当你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一些已经绝版而不是还在销售的图书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区别,你就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谷歌的整个项目。或许谷歌并没有掠夺任何人的劳动成果,他们只是使旧书重获新生。谷歌图书之于绝版书籍就像录影机之于已经下线的电影。

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反而不想去阻止谷歌扫描绝版书籍了,而甚至想鼓励这种行为。事实上,人们可能会希望不仅仅是只能搜索到图书的片段,而是希望谷歌能够出售这些绝版图书的电子版。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绝版图书已经在商业上无利可图,如果谷歌能通过大批量数字化为它们找到一个新的市场,这对于作者和出版商来说可能还是一种胜利。时任美国出版商协会主席的理查德·萨诺夫(Richard Sarnoff)在当时说道:“我们意识到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美国的读者和学者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和消费图书行业里已经绝版的图书。”

然而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谷歌到底能不能进行图书扫描并且在搜索结果中展示章节片段的起诉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作家协会一方赢了,他们除了法定的损失费之外并不能得到别的补偿,而且阻止谷歌向用户提供一些旧书的章节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说不定那些章节片段还会促使用户去买书。如果谷歌赢了:作家和出版商什么也得不到,所有的读者则能得到绝版图书的片段,但他们得不到全文。

原告已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境地。他们既不想输掉起诉,但也没有赢的动力。

……

这个被称为《谷歌图书搜索修正协议》(Google Books Search Amended Settlement Agreement)的文件有十几条附录,共计165页。确定各项细节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半时间。萨诺夫将谈判过程比作一个在作者、出版商、图书馆和谷歌公司之间进行的“四维象棋”。“每个谈判参与者,真的是每个人,当时都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事儿谈成了,那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事业里最大的成就。”最终,协议要求谷歌支付1亿25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次性支付给它已经扫描过的图书的版权方的4500万美元(大约按每本书60美元计算),分别向出版商和作者支付的155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诉讼费,以及用来创立图书版权登记处的3450万美元。

这项协议中也规定了到底应该如何展示和出售这些重获新生的绝版图书。按照协议,谷歌可以展示该书至多20%的部分来诱使用户购买,谷歌可以出售可下载的电子版,价格则由算法或者版权所有者来确定,由1.99美元到29.99美元不等。所有绝版书都会被打包存进一个“机构订阅数据库”,大学可以买下这个数据库,供全校师生免费搜索和阅读里面的全部书籍。协议的§4.8(a)项条款还用法律语言干巴巴地宣布一项无与伦比的公共事业即将开始:美国所有的地方图书馆都会建造阅读终端,向公众开放该数据库的资源。

年复一年的起诉和谈判终于敲定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终于出炉了一项看起来是共赢的计划,正如伯克利的法学教授塞缪尔逊(Samuelson)在当时说的,“这个解决方案像是一个三赢——图书馆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图书,谷歌在图书搜索服务上的投资没有白费,作者和出版商能够从已经毫无商业价值的书中获得一笔新的收入来源。法律没有必要否定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

因此,她写道:“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冒险精神的一个集体诉讼案。”但是按照她的思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案最终会失败。

《谷歌图书搜索修正协议》的公布在当时上了头条新闻。它真的是一件大事,大到足以撼动整个图书出版行业。作家、出版商、谷歌的竞争对手、法律学者、图书馆员、美国政府还有感兴趣的公众都在热切关注案件的每一部进展。当首席法官丹尼·秦(Denny Chin)向公众征集对此解决方案的意见时,回复如雪片般飞来。

参与这项协议的人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用萨诺夫的话来说,“极端的反对和恐慌”,声称这项协议会产生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反对意见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仿佛感觉到这项协议会让且仅让谷歌获得极大的权力。时任哈佛图书馆馆长的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说:“难道我们想把最伟大的图书馆交给一个想向我们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的大公司吗?”

其实达恩顿一开始是支持谷歌的图书扫描计划的,但是这个解决协议让他开始焦虑了。他和很多其他人一样都在担心,发生在学术期刊市场上的事会在谷歌图书的数据库上重演。在一开始价格可能是合理的,然而一旦图书馆和学校对订购谷歌的数据库产生了依赖,订购价格就会开始像高利贷一样暴涨,最终涨得和各种学术期刊一样高。拿2011年为例,订阅《比较神经学刊》的年费高达25910美元。

尽管学者和图书馆爱好者对于开放所有绝版图书的前景非常向往,他们却将那份解决协议看作是与魔鬼的契约。没错,最终建成的的确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图书馆,但很有可能同时也是一个被巨型垄断公司控制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图书超市。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绝版图书问题的办法。伯克利的法学教授帕梅拉·塞缪尔逊(Pamela Samuelson)写道:“没错,这项协议的大部分看起来都会造福公众,但它却将这项交易的全部好处都划给了谷歌。”

谷歌的竞争对手也觉得受到了这份协议的威胁。微软就不出所料地声称,如果谷歌是唯一一个可以合法地检索绝版图书的搜索引擎,这无疑会强化谷歌在全世界作为搜索引擎霸主的地位。如果谷歌利用这些绝版图书来满足用户的长尾需求,这将是一个对于其他公司来说很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谷歌的回复很简单: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扫描图书然后在搜索结果中显示,所以谷歌这样做没什么不公平的。

针对谷歌拥有海量藏书这件事,克兰西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假说,就是谷歌会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他说这项数据从来不在谷歌公司的任何一项计划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这些书的数据量跟互联网上现有的数据总量比起来真的是沧海一粟。他说:“你根本不需要在一本书中查伍德罗·威尔逊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图书的数据是有用的,对研究者也很有吸引力,但是“反对者夸大了这些图书数据对于谷歌整个项目的战略性作用,这是没有道理的”。

亚马逊则担心这项协议会让谷歌建立一个无可匹敌的图书商店。任何想要出售绝版图书的人,都必须要一本一本地确认图书版权,这是最好的,但是集体诉讼的协议却让谷歌一次性获得了所有图书的授权。

这项反对吸引了司法部,尤其是反垄断部门的注意,他们开始介入此项协议的调查。在一项递交给法院的声明中,司法部认为该协议实际上是给了谷歌对绝版图书的垄断权。因为如果谷歌的竞争者也想像谷歌一样得到这些书的扫描和展示权,他们就得经历同样诡异的步骤:批量扫描,遭到起诉,像谷歌一样协商解决。司法部写道:“哪怕我们认为历史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会重演,我们也不应该鼓励这种先故意侵犯版权,然后再通过诉讼解决的做法。”

对谷歌最好的辩护论点就是反垄断法是用来保护消费者的。正如谷歌的一位律师所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能够得到一件商品无论如何是比根本无法得到要好的。”绝版图书完全是无法从网上获得的,现在谷歌给消费者提供了一条路。这怎么会伤害消费者呢?一位深度参与协议协商的人告诉我:“每个出版商都去和反垄断部门说,你看亚马逊可是占了电子书市场的80%呢,谷歌占的比重大概是0%到1%。所以这其实是允许一个公司在电子书市场和亚马逊竞争呀。所以你们应该把谷歌的这件事看做是一件支持自由市场竞争、而不是垄断的事。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对反垄断部就像对牛弹琴,最后的回应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司法部没有让步。从某种程度来说,协议的各方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管他们多想让这个协议看起来不是排他的,但因为谷歌是此案唯一一个被告,所以事实上只有谷歌一人得利。但是如果要让这个叫做“作家协会诉谷歌”的案子把除了谷歌之外的所有想贩卖电子书的公司都包括进来,就会超过这一集体诉讼案的承载能力。

……法官丹尼·秦最终依据集体诉讼法规裁定《修正协议》“不公平、不充分、无据可依”,并引用了司法部的反对理由,建议将协议修改为一项自愿加入的协议(虽然这样会让这项协议签了也等于白签),或者就是直接去说服国会。“尽管图书的电子化和建立一个无国界的图书馆可以让很多人收益,但是这个《修正协议》太过了。”

在讨论《修正协议》的公平听证会的尾声,秦法官仿佛是单纯出于好奇地问了一句,现在有多少个反对意见?又有多少人选择退出这个集体诉讼中的集体?结果分别是500多个和6800多人。

讽刺之处在于许多反对这项协议的人从心底里是信任谷歌的这项计划的。帕梅拉·塞缪尔逊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谷歌会“出售”她的书和别人的同类作品,而她觉得这些书应该向公众免费开放。我们今天再回头审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逻辑很吊诡:如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话,不如放弃解决这个问题。哪怕最后谷歌标价出售那些孤儿作品,但是让所有的书都能被公众以某种方式获得总比让公众什么都看不到好吧。

很多反对者相信此事会有一个比集体诉讼协议更好的解决方案。在公平听证会上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说国会应该有授权数字化绝版作品的权利。当这项协议被否决的时候,他们指出,美国版权办公室建议通过立法来规范类似行为的提案还有北欧国家在开放绝版图书方面的努力实际上都印证了国会应该负责授权的观点是对的,国会能够做到这项协议做不到的地方。

当然了,在差不多十年之后,国会并没有采取行动……

没有谁愿意在改变图书的授权规则上花费政治资本,尤其是在今天,更何况是那些已经过时的书。克兰西说:“对国会来说,改变版权法并不重要,这件事既不会让谁赢得选举,也不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所以也无怪关于谷歌的集体诉讼案可能会是推动此方面改革的唯一契机:因为谷歌是唯一有动力的一方,而且也有财力让它实现。出版商的内部法律顾问阿兰·阿德勒说:“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一个私人公司要替一个人人都想要的东西买单,就是这么简单。”谷歌向这个项目倾注巨资,不单纯只是想扫描,也是希望挖掘和数字化旧的知识产权资源,希望能和作者与出版商谈判,希望能出钱建立一个图书版权登记处。多年之后,版权办公室除了提出了一个不仅毫无新意还需要国会拨款的提案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在谷歌图书诉讼案期间时任哈佛图书馆馆长的罗伯特·达恩顿,他当时反对《修正协议》,当被问是否后悔最后的结果,“如果说我后悔的话,一切其他试图绕过谷歌的方法其实也都深受版权法的限制。”达恩顿在开展另一项图书馆图书扫描项目,但是他只能够扫描那些版权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书。“别会错我的意思,我很支持版权,但是说实话,要等一百多年才能等到图书进入公有领域,而且美国大多数的图书馆也都被拦在了版权的门槛之外,我觉得不可思议。”

在《修正协议》失败之后,谷歌也“逐渐泄气”。尽管谷歌赢了作协诉谷歌一案,法庭也宣布谷歌可以展示图书的章节片段,公司也几乎停止了它的图书扫描项目。

一想到谷歌公司的某处有一个包含有2500万本书但是却没有人有权利阅读的数据库,这个事实就让人觉得无法理解。这就好像是《夺宝奇兵》第一部的结尾那里,他们把珍贵的法柜放到了架子上的某个地方,然后就湮没在了一个巨大、混乱的仓库里。但它就在那里。那些书就在那里。多少年来,人们都梦想着建造一个这样的图书馆,一旦成功,他们说这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文主义成就。现在我们付出了努力将它变成了现实,距离将它献给全世界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它仅仅是硬盘上一个50或者60PB大小的文件,除了几个负责把它们锁起来的工程师之外没有人能看到。

如果想把那些书全部开放给公众需要做些什么?开放这些资源有多困难,到底是什么拦在了我们和一个藏有2500万本书的数字图书馆之间?

一个曾任该工程工程师职位的人说,你会惹上很多麻烦的,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只需要写一个简单的数据库查询。你需要把某些off按钮点成on,当然等这个指令执行完毕可能还要几分钟。

中文:《大西洋月刊》特写:谷歌如何“洗劫”图书馆?

原文:Torching the Modern-Day Library of Alexandria

21世纪的“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A 21st Century '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1991年9月2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涌入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奥拉克尔,一个隐藏在卡特琳娜山脉中的小镇。他们是来见证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正式启动:八位科学家将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造封闭生态系统“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中,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

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些科学家将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型生态园中,不与外部世界发生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在这处占地一万两千多平米的设施里,他们要自己种植瓜果蔬菜,做实验,并尽力维持五个生物群落(沙漠、热带草原、海洋、热带雨林和湿地)的正常运转。

科学家的主要目标是要测试,把生物圈用作执行长期太空任务的生活空间是否可行。如果我们将来要认真考虑殖民火星,我们就必须找到办法来创建可持续栖息地,以满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需求。

从很多方面来说,“生物圈二号”八位原始居民进行的实验都是完全失败的。这项为期两年的实验暴露出了各种科学、社会和环境上的问题。但26年过后,“生物圈二号”仍在运转,尽管它发挥的作用已有很大差别。

虽然这里已不再容纳任何居民,但“生物圈二号”仍在承载前所未有的地球系统实验,并且在人类创建“微型地球”的征程中,它已然成为一座纪念碑。人类踏上这趟征途已有数十年,而且今后也不会止步。

这趟征程的故事是离经叛道的数学家和百万富翁生存主义者的故事,是空间站和地下堡垒的故事。它始于我们对地球独特性的认知,而它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靠的则是让人类成为星际物种的坚定梦想。

这个故事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此过程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或许掌握着我们通向未来的钥匙。

富勒与他的“地球号”太空飞船

可以说,创建“微型地球”的梦想真正始于1968年,当时,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出版了《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这是一部关于可持续性和未来的开创性著作。

大家都说,富勒不是那种典型的科学家,他的特质在生命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他曾两度被哈佛大学开除,第一次是因为在一家杂耍剧团里玩乐,花光了所有的钱,第二次是因为“不负责任和缺乏兴趣”(irresponsibility and lack of interest)。

虽然富勒可能跟大学生活格格不入,但在第二次被开除后,他凭借自己广泛的涉猎,从地图制作到实验性汽车,再到建筑和数学,无所不包,很快闯出了“20世纪博学之士”的名声。

尽管富勒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但能够定义这位杰出原创思想家毕生成就的,仍然是《操作手册》这本书。他在书中概述了“地球号太空飞船”以及人类作为船员的概念。按照富勒的说法,地球是一艘独特的太空飞船,如果它无法补充物资,如果没有适当维护,它就会损坏,而且无法修复。

有鉴于此,富勒创造了“协同学”(synergetics)这样一门学问,其基础概念,是“系统”要大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a system to be larg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这也意味着,仅仅考虑孤立的组成部分是无法理解一个特定系统的。简而言之,富勒的协同学主张对系统做整体分析,尤其是对我们的地球以及寄居其上的人类社会来说,更应如此。

如今,协同学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边缘领域,尽管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很多应用。其中最有趣的一个应用是由富勒自己开发的,他把协同学理论用于建造著名的网格状球顶。这些建筑看上去就像由三角形构成的圆顶小屋,富勒设计它们的目的是替代人们熟知的立方体建筑,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空间。

哈佛大学领导学和管理学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曾在富勒晚年时与他密切合作,埃德蒙森指出,这些圆顶本质上是把协同学应用在了几何学中,富勒试图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事物的自然节奏保持一致。

“富勒认为,协同几何学的基本思想是去理解大自然的运作机制。”埃德蒙森说,“他认为,立方体的叠加或者立方体式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创造的,大自然的建构方式不一定是这样的。大自然建造物体的方式,是利用最少的能量来达到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勒的网格状球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从工程学角度来说,这些圆顶不需要多少建筑材料,这意味着,它们具有重量轻、成本效益高的优点,而且强度也大得惊人。

富勒曾设想把这种结构作为人类住房危机的潜在解决方案,虽然这个想法从未得到广泛接纳,但这些圆顶的确受到了一些人群的喜爱和追捧。

小盒子里的地球

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协同学理论的广泛影响才真正开始显现,首批建造封闭维生系统的科研项目在那时启动了。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建造这些系统的目的,是用于长时间的载人太空任务。

苏联在1965年率先启动了这类项目,代号BIOS-1。这个位于西伯利亚的小型地下结构能够循环制造满足一个人生活所需的氧气。在接下来的七年中,苏联科学家进一步完善该系统,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升级到BIOS-3。

这套维生系统分为四个隔间:一个最多可容纳三人的生活区;一个用于回收二氧化碳的藻类培养室;两个用于种植蔬菜的生长室,这些蔬菜也为系统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约四分之一的氧气。

BIOS-3只进行了三次载人实验,最长的一次只持续了六个月。尽管如此,苏联的这套系统颇具开创性,且非常高效,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设计一种封闭维生系统的可行性。与“生物圈二号”这些数十年后进行的实验类似,居住在BIOS-3中的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

苏联的BIOS实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此后不久,美国宇航局(NASA)开始进行自己的有机维生实验。该实验名为“生态之家”(BioHome),这是一处长约14米的设施,看起来更像是移动房屋,而不是地堡。

“生态之家”是美国宇航局“清洁空气研究”(Clean Air Study)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收集可过滤空气的植物,以抵消“病态建筑综合症”(sick building syndrome)的影响,或是解决封闭空间容易积聚空气污染物的问题。

随后,环境科学家比尔·沃尔弗顿(Bill Wolverton)198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为“生态之家”项目画上了句号。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有赖于一种维生系统,在这套系统中,人类与植物以及微生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很明显,当一个人试图远离该系统,在封闭的建筑中自我隔绝时,问题就会出现。”沃尔弗顿在报告中写道,“要解决这些问题,答案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要进入密闭环境,无论是在地球还是太空,他(或她)都必须带上大自然式的维生系统。不过,这种方式并不容易实现。”

正如沃尔弗顿在研究报告结尾处指出,“美国宇航局尝试让人类和大量植物共同生活在密闭的空间站或月球基地中,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必须对这类封闭环境的生态学(人、植物、微生物、土壤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做进一步的评估。”

在“生态之家”实验启动后的30年间,对于研究受控生态维生系统(也就是如何“把地球装进小盒子”)这件事,美国宇航局的兴趣并没有减弱。如今,这项任务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因为美国宇航局已开始筹划飞往火星的长期太空任务,那可能需要把人类隔离在封闭环境中长达数年时间。

就在“清洁空气研究”项目结束后不久,1989年,欧洲航天局(ESA)启动了名为“微生态维生系统替代方案”(Micro-Ecological Life Support System Alternative,简称MELiSSA)的研究项目,旨在为长期载人太空任务开发一种再生式维生系统。

受到陆源湖生态系统功能的启发,MELiSSA可以为系统中的人类居民提供维持生存所需的水、食物和氧气,同时只需向系统提供能量即可(而不是必须从系统外部引入食物或氧气)。

从本质上说,MELiSSA是由五个“隔间”组成的封闭回路,在这套人造生态系统的运转中,每个隔间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是乘员舱,它要消耗水、食物和氧气,然后根据消耗量产生垃圾。

源自食物和水的有机废物(即粪便和尿液)会被送入“1号隔间”(Compartment 1),由那里的细菌进行分解。乘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则输送至“4号隔间”,被光合细菌和高等植物用作原料,为乘员产生更多的食物、水和氧气。

在“1号隔间”的细菌完成了分解工作后,所得物料会进入“2号隔间”,由不同类型的细菌去除“1号隔间”细菌产生的碳化合物。接着,这个过程的产物被送入“3号隔间”,供另一种类型的细菌制造富氮培养基,用于维持“4号隔间”中的高等植物。

最终,“有机废物和二氧化碳几乎全部被转化为氧气、水和食物。”2009年,欧洲航天局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处MELiSSA试点项目。八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提升该系统的效率,希望为人类未来定居月球或火星建立一种再生式维生系统。

生物圈二号

在欧洲航天局实施MELiSSA项目的同一时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位百万富翁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建造一处前所未有的再生式维生设施。

此人名叫艾德·巴斯(Ed Bass),他同意投资3,000万美元与约翰·艾伦(John Allen)合作,艾伦一直梦想着创建一个微型地球。就这样,太空生物圈公司(Space Biosphere Ventures)诞生了。

此前,艾伦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经营着一家名为“协同牧场”(Synergia Ranch)的生态度假村,这是他上世纪60年代末创立的。正如牧场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艾伦对富勒提出的理论颇为推崇,他曾在哈佛大学见过富勒本人。

上世纪70年代,巴斯参加了在协同牧场举行的一场戏剧研讨会,在那里,他头一次见到了艾伦。巴斯对艾伦的生态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协同牧场,并最终成为生态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technics)的所长——这是一家致力于推进前沿生态项目的机构,艾伦是创始人,巴斯负责提供资金支持。

生态技术研究所为后来的“生物圈二号”打下了基础,1984年时,这个创建再生式封闭生态系统的项目启动了——用巴斯的话说,其目的是为了“理解地球生物圈的运转方式。”

起初,巴斯向“生物圈二号”投入了2,000万美元,创建了一个占地一万两千多平米的生活空间,以帮助人类未来移居火星。然而,艾伦的想法略有不同,他构想了一种名为“避难所”的生物圈“列岛”,用以在核战争或大规模生态灾难爆发后,为精英人群提供庇护。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巴斯和艾伦都很认同富勒的协同思想。他们一致认为,“生物圈二号”将提供前所未有的洞见,揭示地球系统复杂的互联网络。经过七年的建设和严重的预算超支(巴斯最终投入了约1.5亿美元),1991年,“生物圈二号”向首支研究团队打开了大门。

该团队由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四男四女组成,他们同意在“生物圈二号”待上两年,期间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他们想证明,我们有可能创建一个完全封闭的自我维持生态系统——换句话说,就是要证明,我们有可能重建一种人工生物圈。

他们要自己种植农作物,并在设施内的五个生物群落中开展实验,这些生物群落是为了模拟地球上的主要生物群落,即海洋、热带草原、湿地、热带雨林以及沙漠。

尽管这个项目雄心勃勃,但事情很快就出了岔子。就实验本身来说,海洋系统中有大量鱼类死亡,导致过滤系统被堵塞;生物圈中的本地物种——蟑螂和蚂蚁——则出现了数量暴增。

此外,植物的呼吸速率超过了光合作用的速度,造成氧气含量逐渐下降,造成生物圈里的居民一度严重缺氧,这迫使管理人员在实验期的最后一年,向“生物圈二号”注入了外部氧气,从而违背了实验的初衷,即证明这个生物圈有能力维持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

此外,还有一位居民由于受伤暂时离开,后来又带着新物资重新进驻。尽管这位居民表示,带回的物资仅限于塑料袋,但有数位记者声称,其中还包括食品。考虑到生物圈居民的自给农业并不算成功,他们只能执行热量严格受限的饮食方案,因此,记者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在距离实验结束还剩十个月时,居民们不得不动用应急食品储备。

然而,即便实验中的科研部分全都按照计划进行,也仍然有人性因素需要应对。执行首次实验任务的八位居民之一简·波因特(Jane Poynter)称,任务开始前,八位成员已经为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做了各种准备。波因特说,虽然她感觉自己准备好了,但只过了几个月时间,实验成员之间就开始出现矛盾。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最终他们分裂成两派,彼此之间不再说话。

“生物圈二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人类参与的实验开始于1994年。实验原本计划持续十个月,但第二次实验的结果比第一次更糟糕,最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影响,提前四个月就草草结束。

“到最后,与科研部分相比,生物圈实验更多地被人类因素主宰了。”“生物圈二号”副主任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他们从未在这个规模上取得过成功。如果我们必须指出哪些地方出了错,大概是在沟通方面。不过,这些实验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更大范围的科学界激起了浓厚的兴趣。”

经历了两次被媒体频繁曝光、但却颇为尴尬的失败后,太空生物圈公司解散了,建筑设施将何去何从也处于不确定状态。1995年时,哥伦比亚大学买下了“生物圈二号”,并将其用于地球系统实验,一直持续到2005年。

此时,“生物圈二号”再一次前途未卜,这一次,它面临着被拆除和改建成购物中心的危险。所幸,亚利桑那大学在2007年接手,继续将其用于科学研究,直至今日。

生物圈二号2.0

过去十年间,“生物圈二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地球及其居住者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的时候,它已经在生态科学研究领域建立起了领导者的地位。亚当斯表示,“生物圈二号”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之一是“景观演化观测站”(简称LEO),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球科学实验项目。

LEO在“生物圈二号”内占据着三个厅的空间,它们原本是实验居民收获粮食的地方。观测站由三个盛放火山玄武岩的巨大托盘组成,它们以稍稍倾斜的角度悬挂在空中。

每一个托盘都配备了2,000个传感器,用于收集水循环数据。安装在托盘上方的喷洒器会定期开启,模拟小雨、暴雨等各种强度的降雨,从而帮助科学家了解雨水在十年时间内是如何改变景观面貌的。

除了LEO之外,“生物圈二号”的其他生物群落几乎还是原来的样子。树木长得更高了,很多灌木丛已经消失,但这些生物群落仍然为使用该设施的国际科学家团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数据。

例如,海洋生物群落很好地展示了,海洋酸度上升——由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所导致——会对珊瑚礁和其他易于钙化的生物(如牡蛎或蛤蜊)造成怎样的破坏。

亚当斯及其同事正在利用“生物圈二号”内的其他设施,来探索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方向。例如,“生物圈二号”的一个“肺”——这是一个能够在人类居民入住时,自动调节内部气压的巨大网格状圆顶——正被改造成一处垂直农场,这里种植的农产品将用于出售、研究、公共宣传和教育。

亚当斯已经在“生物圈二号”工作了20年,他一开始只是这里的实习生,慢慢晋升到了如今管理者的位置。据亚当斯称,他对“生物圈二号”及其意图模拟的环境进行了独特的长期观察,这对他思考“地球号”太空飞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你开始看到地球系统的敏感性,当你意识到我们对这些系统的了解是何等微不足道,那真的会让人心生谦卑。”亚当斯说,“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变量,你开始意识到,任何一个变量的微妙变化都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外面。你会明白,我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系统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

正如亚当斯指出的,除了各种有价值的研究之外,“生物圈二号”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示了自然世界的复杂性。鉴于人类实验的失败,我们很容易认为,对“地球号”太空飞船的整体、协同性理解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因此感到绝望。

相反,承认这艘“星球飞船”高深莫测的复杂性,会迫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及我们应如何探索太空。这抑制了人类的自负——我们曾认为,有了足够的研究经费和工程技术知识,我们就能完美复刻早于人类亿万年的“地球号”太空飞船。

情况很有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的惊人力量,我们最终将遭遇类似“忒修斯之船”的情境(译注:也称忒修斯悖论,假定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它依旧是原来的物体吗?),我们对“地球号”太空飞船进行拆卸和重建,它最终将变成一艘兼具自然和人工属性的飞船——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不得已为之。

不管怎样,从BIOS-3到MELiSSA,再到“生物圈二号”,我们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不能脱离系统本身来思考人类与系统的互动方式。

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注定既是地球这艘太空飞船的机械师,也是它的飞行员和乘客。现在,是时候开始操控好这艘飞船了。

中文:为了让人类走上星际文明之路,有这样一群人默默耕耘了50年

原文:A 21st Century '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话里德·霍夫曼 (Reid Hoffman):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

这是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团队在里德·霍夫曼 (Reid Hoffman)播客上的对话。同时参与的还包括Facebook COO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等。谈话从扎克伯格少年时的经历开始。

Mark: 当我10岁,11岁或12岁时,我主要为自己制作游戏。我一开始做了一些糟糕的游戏 - 我记得有一个雪球战斗游戏,游戏图形特别简单,仅仅是贴纸人物。但我可以让我的姐妹玩,因为从纽约长大的她们喜欢玩这个游戏,而不是在室外真的打雪球。

Reid: 很多科技企业家都有小时候制作游戏的故事。但马克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故事不断地进化。

Mark: 我爸爸是个牙医。长大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他的牙科诊所和我家是连通的。牙医和护士需要共享患者的数据,所以我建立了一个可以跨房间沟通的系统,也可以和楼上的姐姐们交流,我称之为ZuckNet。这可以算是社交网络的前身,我很早就开始了社交网络的尝试。后来有了AOL即时通讯,大家都用AOL。

Reid: 值得注意的是,ZuckNet比AOL更早。作为一个少年黑客,Mark比行业巨头动作更快。他不在乎他的产品是否完美,只是想把它推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企业家有同样无惧无畏的精神。

Reid: 作为LinkedIn的联合创始人和Greylock的合伙人,在这一集中,我将会为自己作为一个创业者而感到尴尬。事实上,如果你不因为你的第一个产品发布而感到尴尬,那么你已经发布太晚了。

为什么?因为你关于用户需求的假设通常是不正确的,所以你需要尽快与真实客户一起测试产品 - 基本上在你只有一个粗糙的原始版本的时候。这是打造用户无法抗拒产品的最快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不要在车库中尝试打造最完美的产品,那只会浪费你的时间。更致命的是,那会浪费你的机会。 如果你是史蒂夫·乔布斯,你可以等待你的产品完美。但世界上的史蒂夫·乔布斯实在太罕见了。

大多数企业家创造一个伟大的产品的方式,是通过用户使用产品的真实和快速的反馈循环。不要害怕瑕疵,他们不会损害你的公司。会造成损害的是你的速度 - 你需要快速打造用户真正喜欢的东西。

马克·扎克伯格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最佳人选。他从不质疑赶工而推出不完美的产品。事实上,他最著名的口头禅是“快速迭代,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我认为这是Facebook成功的基础。马克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团队能像少年黑客那样的动作迅速,发布不完美的产品,从而用户可以尽早改善它们。

Mark: Facebook的战略就是尽快地了解我们的用户希望我们做什么 - 这需要一种鼓励人们不断尝试和失败的文化。

Reid: 但Mark怎么才能让Facebook的17000多名员工摆脱完美主义呢?你马上就会找到答案。我们将从Mark还是哈佛本科生时开始讲他的故事。

Mark: 在哈佛读书时,我选了门课叫“奥古斯都罗马”(Rome of Augustus,讲述了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展示一些艺术作品,期末开始时要写一篇具有历史的文章。而我当时在忙着编写Facebook的第一个版本。到了期末考试的前2天,我觉得这下子完了。

于是想办法建立了一个网站,给同学们使用,对随机展示的艺术作品,你可以输入任何你觉得重要的背景介绍。教授最后告诉我,我拿了高分,顺利通过了那门课的考试。

Reid: 想像一下,如果马克少一点黑客精神而去追求完美,结果会怎样?这个网站可能看起来更好,有更多的功能。但他会错过把它尽早放在同学面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错过学习的机会。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 - 我猜测Mark的哈佛同学大都不会赶工出活。高端人才有完美主义倾向。这种本能,使我们成为好学生,也使我们成为糟糕的企业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Mark毫不犹豫地发布了一些很粗糙的程序,他很喜欢这样。他的大多数程序都有一个务实的目标 - 时间紧迫,人们在等着尝试他们。他总是对有趣的人着迷。

Mark: 我在哈佛读书时,很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聚在一起,来创造一个他们无法单独做的事情,所以我开发了很多不同的工具。我推出了一个叫Coursematch的程序 - 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帮助选课。它会下载课程目录,谁选了这门课,谁打算上这门课。

人们渴望了解他们周围人社区中发生的事情 - 即使只是简单了解一些人会选什么课程,最终会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 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Reid: 有趣的是关注用户反馈,改变了Mark的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们想在网上做什么得新视角。人们对他人生活中最平凡细节的兴趣始终超过马克的期望。

Mark: 我一直对人们如何沟通感兴趣。我是第一代真正在电脑和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人,这确实塑造了我的童年。我使用电脑,思考如何与电脑进行交流。有趣的记忆是我上的中学在小镇上小桥的另一边。每天,我都会乘坐巴士去上学。放学的时候,再坐巴士回家,我所有的朋友都会在桥的另一边。

我们当时并没有手机,就在AOL Instant Messenger上聊,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之后非常关注这些细微差别,人们需要控制他们的沟通方式,以及他们传递的信号,整个社区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即使他们就在桥的另一边。

Reid: 马克不断为哈佛在线社区建立和测试工具。社区的发展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所以他必须加快脚步:快速成型和发布。在他的编程项目中包括一个恶作剧,一个照片评分网站Facemash。

Mark: 我确实编写过这个恶作剧的Facemash,这是影片中少有的真实事情。相比其他的东西,这不是Facebook的前身。但这是我做的这个恶作剧,让人们能够获得一个共识,学校里谁最有吸引力?这不是我现在引以为豪的事情- 这程序其实挺刻薄的。

我当时觉得“可以把这些工具放在一起,让它成为一个实用程序,让人们可以了解他们在学校周围的所有同学干了什么—在几个星期内就把它做出来。于是我在哈佛创办了Facebook,然后从那里开始扩张。

Reid: 马克并没有发明社交网络的概念。当时他面对MySpace和Friendster等拥有庞大实力的竞争对手。而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在和他们竞争。现在听起来很难相信,但马克认为Facebook会走Zucknet的路,只是一个走学生路线的黑客项目而已。

Mark: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全球社交平台,当时我并不觉得有这个机会。这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有许多社交平台公司 - 而我们连一个公司都不是。我只是在计算机科学课堂上乱七八糟的编程。直到我们真正开始创建Facebook,才意识到它很有意义,可以持续不断地成长和扩张。

Reid: 成功有一种滑稽的方式来报答最好的企业家。他们致力于理解和服务于一个用户群体。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亲密的联系正是使他们的产品服务于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

快速发布不仅仅关于速度,而且肯定不是因为太笨了,这是Facebook的小团队和不断增长的用户群之间的巧妙共舞。用户通常会带头,但并不总是。有时马克不得不打破编排,给用户一个旋转跳跃。

你必须弄清楚用户真正想要什么。马克很早就理解了用户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的差距 - 特别是当他将社交网络扩展到新的校园的时候。

Mark: 我们看到这个有趣的动态过程,在哈佛推出了Facebook,然后在耶鲁发布,哈佛的所有人都会说“为什么有他们?“。接着扩张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从耶鲁出来,在哥伦比亚发布,耶鲁的人就会说“啊,真的吗?怎么是那些人?” 我们习惯了人们的动态反馈,先怀疑“你为什么这样做”?但随后又会簇拥上来。

其实Mark在学习如何倾听。每所大学都表示不想再有一所大学加入,但是随着每所大学的加入,网络变得越来越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企业家需要如何听取用户的意见,并选择性地忽略它们。

Facebook上他人上传有关你的照片,可以标记你。当其他人标记你的时候,你的朋友很可能先看到照片。你想要这个产品吗?大多数人都会说“绝不!“,但实际上大家都喜欢这款产品。人们缺乏预测自己对新事物反应的能力。

Reid: 你为什么想到来硅谷?

Mark: 我其实并不想搬走。我第一年整个就呆在哈佛大学,然后在大一和大二之间的夏天,当我开始创建Facebook的时候。 Dustin和我想在夏天离开剑桥,当时就问“我们应该在哪里继续创建Facebook?” 隐约感觉:“我们去硅谷,因为这是许多公司诞生的神话般的地方。”

大二结束时,Facebook已经传播到大约28所或30所学校了,然后人们就开始给我们写信说:“可以在我们学校使用吗?”于是我们按照有多少请求对学校进行排名,每当我们有足够的服务器容量时,就会在最需要我们的学校发布。

我们第一轮投资是由彼得·蒂尔(Peter Thiel)领衔的。 然后您参与了投资,我们很感激。我记得我们告诉彼得·蒂尔(Peter Thiel),秋天我们会回到学校。他显然不相信我们要回去。到了秋天,我们意识到,在上课之余,需要太多的时间来扩展到数百所学校。哈佛允许我们休学,所以我们就:“好吧,我们休学一个学期。” 然后休学就一直继续下去了。

Reid: “继续”是一个低调的论述,我们来看看Facebook的发展速度:

2005,Facebook扩展到2000所大学。

2006年,拒绝了10亿美金的收购,接下来那年拒绝了150亿美金的收购。

2008年,Facebook雇佣了Sheryl Sandberg为COO

2009年,Facebook实现了盈利。

到2012年,他带领Facebook上市!

Facebook的成就都遵循他们一贯的理念 - “快速迭代,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这个口号在Facebook总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它的核心信念是尽早发布产品 - 可能很尴尬的时候 - 然后基于对客户的了解快速迭代。用户是否喜欢产品?是否讨厌产品?最糟糕的情况是:用户会忽略它吗?

并非每个版本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这比你等待一年获得反馈要好得多。我认为比任何一个单一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战略——专注于快速学习。

随着Facebook的成长,马克意识到他的黑客精神和他作为CEO职责之间的冲突日益紧张,要快速发展,也要避免大规模失败。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快速迭代,在稳定的根基之上”。

Reid: 最好的口号不应该只是好听,它需要帮你做出困难的决定。

Mark: “快速迭代”,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而问题是“你愿意放弃什么?”而在此之前,代价就是“快速迭代并打破常规”。我们会容忍一些错误和缺陷,以更快地服务我们的社区。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间点,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回顾并修复错误和问题,而不是更快速地成长。

“好吧,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策略,使我们能够快速迭代。”我们想到的是:通过建立最强大的根基infrastructure来实现。工程师将能够在这里更快地发布他们的产品,更好地测试它,并且迭代更快。我们大量投资建设平台的根基。我认为这归结于你愿意放弃什么?

Reid: 马克承认,“在稳定的根基上快速迭代”是一个笨拙的口号。它没有“快速迭代打破常规”的吸引力,但它增加了公司在新阶段的保障。你仍然可以发布一些大胆和不成熟的东西。你还可以打破常规,只要不破坏根基。 那么它到底如何运作?

Mark: 在任何时间点,Facebook不只有1个版本,大概有10,000个。公司的工程师都可以决定测试一些东西。有一些发布规则,但一般来说,工程师可以测试很多东西,都可以发布一个Facebook的版本,而不给整个社区,可能会给10,000个人或5万人。然后,他们会了解到那些我们关心的指标。人们怎么连接?人们如何分享?人们在这个版本中有更多的朋友吗?当然,还有业务指标,运营成本,服务的效率,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甚至可以进行定性研究,问人们使用这个版本多么高兴。然后在最后,工程师可以来到他们的经理面前,说:“嘿,这个版本是我创造的,这些都是结果,我们想进一步探索这个吗?”

它让人们能够获得这些数据,而不必在测试某些东西之前,通过层层管理来争论自己的想法,这样可以更快地迭代。如果测试结果没有用,我们会加入经验教训的学习档案。

Reid: 为了让员工有实验的充分自由,你必须适应尴尬。

Sheryl: 在Facebook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年轻的暑期实习生Ben,他想帮我们弄清楚Facebook是否会掉线,如何从触发的bug中恢复。结果他真的触发了这个bug,让Facebook下线了30分钟。你知道,在我们的行业,这种行为是疯狂的。可他被全职雇用了,他们把这件事叫做“Ben测试”。

我们后来采取措施,让你无法把整个网站下线。找到让平台掉线的bug是一个好主意,尽管执行得不是很好 - 但我们还是想做这些测试。我们会公开所犯的错误很 - 马克会犯错,我也会犯错。

Reid: 这种对错误的宽松态度,不仅仅是解放了Facebook的员工,它也让Mark可以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

Mark: 它创造了一种运营公司的模式,我所做的就是弄清楚战略方向,在各个重要岗位的最合适的人选。而在日常事务中,我做的许多决定就基于 - 这会毁灭公司吗?如果不会,那就让他们尝试一下。

如果尝试的成本不是特别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尝试来学习更多的东西,让团队去试他们认为值得探索的东西,而不是紧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Reid: 我确实相信,如果你不为第一个发布的产品感到尴尬,你已经发布得太晚了。但是,我应该增加你的尴尬感,这种尴尬感不会因为第二次或第三次发布而改变。事实上,即使你将产品扩展到十亿多用户,这种尴尬感仍将继续下去。最创新的产品应该是永远尴尬的。

事实上,如果你的产品发布得太快,而引起诉讼,疏远了用户,或者是挥霍资本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收益,那就是发布地太早了。毫无疑问,大规模实验存在风险。每次新的测试,你都会面临尴尬和失败的风险 - 没有人真的可以免于失败的恐惧。马克·扎克伯格如何摆脱恐惧?一个字:Opportunity 机会。

Mark: 这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我深信我要做的不只是打造一个企业,或者确保我们不会失败,而是对这个世界产生最大的影响。我的人生中更多的恐惧是,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机会,而不是把事情搞砸或者生意破产。

Reid: 打造持久产品的机会成本,远远超过了疏远少数用户的成本。你决定得越快,就会越快地扩张。谢谢聆听! 感谢Mark Zuckerberg和大家的分享。

中文:小扎对话硅谷风投Reid Hoffman: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

原文:Imperfect is Perfect: Mark Zuckerberg on Masters of Scale with Reid Hoffman

俄罗斯互联网

原文: The Russian Internet 俄罗斯互联网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论文和该地区电信的诞生。 这是一个关于信息控制的故事,从纸张到声波再到针对哲学、阴谋和新闻的互联网数据包。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对俄罗斯政治和互联网控制的现状做出假设,但现实更加复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