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ow nuclear fears helped inspire creation of the internet
雪伦·温伯格（Sharon Weinberger）是专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作者，平时主要关注科学和技术问题。目前她在 The Intercept 网站担任国家安全题材文章的编辑。她曾经在《自然》杂志、《华盛顿邮报杂志》、《Slate》杂志、《发现》杂志等媒体发表文章。今年，她刚刚出版了新书《幻想战争的人：能改变世界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 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 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我们有大麻烦了。”1962 年 10 月 16 日清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对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俗称鲍比）说。
几个小时后，罗伯特·肯尼迪看到了一幅由 U-2 高空侦察机在古巴拍摄的照片。此时他坐在白宫里，身边围绕着一群致力于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政府官员。他按捺不住火气，爆出了粗口：“这帮狗娘养的俄国人！”
侦察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发射装置。CIA 使用一台体积巨大的电脑（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计算苏联导弹的具体参数和打击能力。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不安的结论：古巴部署的苏联导弹射程超过 1000 英里，只需要飞行 13 分钟便可攻击华盛顿特区。一场持续将近两周的危机就此爆发。随着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对峙愈演愈烈，美国军方宣布进入 DEFCON 2 备战状态。DEFCON 1 备战状态意味着核战争的开始，而 DEFCON 2 备战状态意味着人类距离世界末日只有一步之遥。
政府和军方官员希望获得关于古巴导弹的实时信息，于是人们第一次在美苏冲突期间启用了像美国空军 IBM 473L 这样的电脑。这批设备能处理大量实时信息，为应该如何部署军事力量这样的关键决策提供帮助。然而即便电脑的普及性越来越高，军方指挥官之间共享信息时仍存在时间滞差。当时，在相互连接的电脑之间传递信息的理念尚未问世。
十三天随时可能遭受导弹袭击的混乱对峙之后，苏联终于同意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人们成功避免了核战的爆发，但古巴导弹危机的僵局也暴露了美国指挥和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现代战争有着极强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实时共享信息，你又如何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核武器呢？然而大多数美军高级将领还不知道，一位级别相对并不高的科学家刚刚来到五角大楼。他就是为了解决信息实时共享问题而来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五角大楼历史上最著名的计划。这个方案不仅彻底改变了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模式，更是给现代计算机产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约瑟夫·卡尔·罗伯纳特·利克莱德（Joseph Carl Robnett Licklider，简称 JCR，朋友们都叫他利克）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五角大楼中，大部分官僚的办公室布局很有讲究：你的重要性越高，办公室距离国防部长就越近。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 ARPA）将利克莱德的办公室安排在五角大楼远离窗户的核心 D‑Ring 区域。听闻此消息后，利克莱德倍感欣慰，因为他终于可以安静的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有一次，利克莱德邀请 ARPA 的员工去位于五角大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万豪酒店参加会议。会上，他将展示未来人们如何利用电脑获取信息。作为交互式计算机处理技术的首席倡导者，利克莱德首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在他眼中，未来的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台电脑。会议上，他努力向来宾们展示两方面的内容：未来的人们是如何直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以及所有的计算机是如何连接在一起。另外，他还极具预见性的展示了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的概念。实际上直到若干年后，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才真正出现在世界上。
利克莱德在 ARPA 内部组织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却说服力十足的辩论会，一举为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计算机网络最终慢慢发展完善，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互联网。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计算机网络？真相纷繁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的起源与五角大楼对战争问题（指挥管理能力有限、核战一触即发）的浓厚兴趣密不可分。ARPA 建立于 1958 年，旨在帮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赶超苏联。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它的职能已经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指挥和管理领域。如果不是军队有发动战争的需求，互联网很可能就不会诞生，或者说至少不会诞生在 ARPA 手中。要想追寻计算机网络在 ARPA 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五角大楼最初雇利克莱德这样的人才背后隐藏的原因和目的。
一切从洗脑活动开始。
1953年，贝茜·迪肯森（Bessie Dickenson）站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大声呼喊：“儿子！儿子！上帝保佑你！”。此时，三年多未见面的儿子正缓缓走下飞机。母子二人的重逢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年仅 23 岁的爱德华·迪肯森（Edward Dickenson）便因与敌人合作而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其他二十多个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一样，迪肯森最初选择留在朝鲜，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共产主义者决定。不过此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返回美国。刚回来时，迪肯森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没过多久，人们开始称他是叛徒。在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坚称出生在弗吉尼亚州 Cracker’s Neck 镇（听起来好像小说虚构地名一般）的迪肯森只是一个年轻单纯的乡村男孩。在被敌军关押期间，他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洗脑。由八位官员组成的陪审团对这套说辞无动于衷。他们最终认定迪肯森有罪，而法官决定判处迪肯森十年有期徒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洗脑”还是一个新兴名词。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曾经做过间谍，后来转行当了记者。他是“洗脑”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在他笔下，“洗脑”这种危险的新型武器具备动摇影响人们思想的强大能力。亨特声称共产主义者早就开始了洗脑工作，但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1958 年，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会议上说：“三分之一的美军战俘以某种方式与共产主义者开展合作，他们要么成为线人，要么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者。这就是洗脑战术带来的结果。”亨特还表示，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战场上已经远远走在美国人的前面。
1959 年，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最新小说《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十分畅销。在这部作品中，一个出生于杰出家庭的男孩成为了敌军战俘。接受了暗杀训练后，他重返美国后，成为一名潜伏特工。这个理念在今天都颇有市场。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第一季描写的就是一位被基地组织“转化”了的美军战俘。康登的小说出版后，洗脑迅速成为人民群众想象中强大的思想武器。
不管洗脑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思想领域的战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成为了各国关注的重中之重。五角大楼也开始对洗脑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和研究。美苏双方都加入到一场意识形态和心理领域的战争之中。冷战期间，五角大楼充分利用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研发了很多武器设备。如今，他们也迫切的想要最大程度开发人类行为学的潜力。为此五角大楼向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译者注）的高级委员会提出委托，要求该委员会向自己提供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最佳行动方案。
1959 年，史密森学会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Research Group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成立。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长期研究计划领域向五角大楼提供建议。虽然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完整版研究报告属于高度机密，但该委员会的领导者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还是在 1962 年的论文《在国防领域使用人类行为学知识》（Toward a Technology of Human Behaviour for Defence Use）中公开了一些发现。在这篇文章中，布雷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心理学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任何一场时间足够长的战争中，我们都会见到“特殊战场”、游击战和思想渗透。敌人将努力策反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我军被俘人员也会遭遇敌军的“洗脑”。军方必须做好准备，能够帮助杂乱无章的平民恢复信念和凝聚力。同时，我们的军队也要具备动摇敌方民众忠诚和信心的能力。
冷战期间，心理学很快成为了军方的宠儿。艾伦·赫尔曼（Ellen Herman）对美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后，于 1995 年在《美国心理学传奇发展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中写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国防部已经把手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预算都用在了心理学领域。每年他们要在心理学研究上投入大概 1500 万美元的费用。这比二战前军方所有研发项目的总预算还多。”当然史密森学会的推荐方案不只洗脑这么简单，国防部也不仅仅是对洗脑感兴趣。布雷写了大量申请，比如《说服力和动机》（persuasion and motivation）和《计算机的作用：科学的人机系统》（as a man-machine, scientist-computer system）。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最终向五角大楼国防研究和工程部门主管提议：ARPA 应该开展一个综合性项目，既利用人类行为学知识，又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
认真研究之后，国防部的官员最终将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的想法划分成两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并委派 ARPA 开展实施。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人类行为科学领域，内容包括洗脑过程中的心理学分析和建立人类社会的定量模型等；另一个项目的重点是利用计算机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
虽然国防部将 ARPA 的指挥和管理项目以及人类行为学项目当作两个独立的科研项目，但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档案却清晰显示出委员会成员们的看法：ARPA 两个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其实具有密切相关性。不管是人机交流互动还是人与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两个项目都将根据人类的行为开发出一门新的学科。要说领导这两个双子星式的科研项目，有谁能比一群对电脑兴致勃勃的心理学家做得更好呢？
利克莱德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心理学家，曾在马萨诸塞州的科技公司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任职。1961 年 5 月 24 日，ARPA 正式邀请他加入旗下的“行为学委员会”（Behavioural Sciences Council）。开始上班之前，ARPA 告知他说这份工作任务繁重且极其消耗精力。与同时代的大部分政府职位一样，利克莱德的待遇也不会太优厚。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在 1.4 万美元到 1.7 万美元之间。
利克莱德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也就是声音感知。但是在麻省理工大学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研究如何保护美国免受苏联轰炸机袭击期间，他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在林肯实验室期间，利克莱德开始参与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 ，简称 SAGE）项目之中。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冷战期间美国设计的电脑系统，能够将二十三个防空基地连接起来。如此一来，所有防空设施便在苏联轰炸美国时协调一致的跟踪苏联轰炸机。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能够计算出应对即将来袭苏联轰炸机的最佳响应方式，但它仍然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和控制。本质上而言，它是美国为核战末日研发的决策工具。与此同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也掀起了一阵流行文化狂潮。此后数十年中，人们脑海中末日计算机的概念大多来源于此。《战争游戏》（WarGames）和《终结者》系列等电影就是其中的代表。
等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部署使用时，洲际弹道导弹也横空出世。相比之下，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几乎算的上是过时的废旧产品。但是对于利克莱德这样参与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的科学家来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们看到计算机的方式。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问世之前，人们眼中的计算机是使用整批处理技术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人们一次只能输入一个程序（通常用打孔卡完成输入），然后计算机便会完成计算并“吐出”答案。因此有人需要每天蹲守在计算机前，频繁与它完成交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高深莫测且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出现之后，操作人员第一次有了能以视觉方式显示信息的独立控制台。更重要的是，操作人员能够利用各种按钮和光笔（light pen，又称光电笔，用光线和光电管将特殊形式的数据读入计算机系统的一种装置，其外形类似钢笔，故通称光笔——译者注）直接与控制台互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具备交互式计算处理能力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直接下达指令，多个用户也可以利用分时系统同时操控一台计算机。
根据自己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利克莱德预测了现代交互式计算机的模样：未来的人们不必再步入巨大房间内，将打孔卡放入机器然后等待运算结果。相反，人们可以在自己桌面上的个人控制台里完成各项工作。在我们眼中，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人们来说，这幅画面简直意味着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体积庞大且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设备，通常坐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或者政府办公楼内。另外，当时的电脑主要用于特别的军事项目。利克莱德对未来的展望意味着人们将放弃整批处理技术——也就是一台计算机只能供一个用户使用，一次只能完成一项任务。相反，利克莱德认为未来坐在远程控制台前的许多计算机用户将能同时向一台计算机输入信息。与此同时，未来的计算机也能几乎同时执行各项不同的任务。
1957 年，利克莱德发表了论文《真正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对人机系统的思考》（The Truly SAGE System; or, Toward a Man-Machine System for Thinking）。这是第一篇描述全新计算机发展模式轮廓的文章。很多科学家都想要改变计算机的运算处理技术，利克莱德的文章使他成为了这群科学家中的领导人物。1960 年，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名叫《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从文章开头就看得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脑科学家的作品：
只有无花果小黄蜂（Blastophaga grossorun）才能帮助无花果树完成授粉。这种昆虫的幼体生活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它们也能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找到食物。如此一来，无花果树和无花果小黄蜂便对彼此有着严重的依赖：没有无花果小黄蜂，无花果树就不能结出果实；没有无花果树，无花果小黄蜂也不能获得食物。两者的结合不仅能使彼此生存下去，更能创造一种高产且生机勃勃的合作关系。“两个不同的生物体以亲密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甚至结成紧密的联盟”，这种合作模式就叫共生。
从本质上而言，当年采用的整批处理技术的电脑和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有着巨大区别。当然，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和顽固不化的人工智能（AI）狂热分子的设想截然不同。在这些人工智能狂热分子眼中，能思考的电脑才是未来发展的希望。利克莱德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远比人们当年的设想要高级很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人机共生关系将对其中的一个临时性过渡时期起到影响作用。他设想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使用计算机构成的网络。所有计算机通过宽带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而个人用户则可以使用专线服务与其他计算机保持连接。”
军方的应用程序肯定是利克莱德眼中的重点项目。毕竟启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军方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而他在论文中也着重探讨了解决军队指挥官需求的方式。然而，利克莱德的视角也很广阔：他在论文中也提到了需要快速做出决策的企业领导者和需要将馆藏图书整合在一起的图书管理员。利克莱德想让人们知道，他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任何一个特定的电脑程序，而是人机互动模式的彻底变革。个人控制台、分时系统、计算机联网…他的论文基本上清楚地构建出现代互联网的基础和支柱。
但是在当时，利克莱德的想法还只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遥远未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支持这种人机交互模式的底层技术。1962 年，ARPA 给利克莱德提供的是一份工资低、压力大的工作。当时的 ARPA 刚刚成立不到四年，一切都还不甚明朗。ARPA 的所有员工都是临时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在几年之后离职。利克莱德同意先干一年，因为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理想中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
利克莱德提出计算机网络概念的同一年（即 1960 年——译者注），加州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分析师保罗·巴兰（Paul Baran）发表了论文《使用不可靠网络中继器节点的可靠数字通信系统》（Reliabl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Using Unreliable Network Repeater Nodes）。在这篇文章里，巴兰提出利用多余的通信网络来确保美国在遭遇第一波攻击后依旧能够发射自己的核武器。与利克莱德一样，巴兰的想法与现代互联网的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多年之后人们开始探索互联网的起源时，一场争论爆发了：按理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想要认定某个人的某个观点是互联网的起源很难，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太多人在思考计算机网络化这个问题。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究竟何人将纸面上理论切实转化成了具体详细的现实。兰德公司可能是互联网的起源。相比于研究机构而言，兰德公司更像是一个智库。同时，该公司还兼具了 ARPA 的灵活性。美国空军委托兰德公司处理宽泛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兰德公司也给予员工伟大的知识自由，允许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二十世纪几个顶尖的核理论家都曾在兰德公司任职，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战争高潮”（wargasm，卡恩自创词汇，指的是核战全面爆发）问题上的观点使他成为讽刺漫画家笔下最好的素材。
巴兰则一直在寻找核战争的实际解决方案。他和兰德公司的同事在 1960 年开展模拟实验，为的就是测试美国在遭受核攻击之后通信系统的恢复能力。2001 年接受《连线》杂志（Wired）采访时，他回忆道：“我们利用不同级别的冗余构建起像渔网一样的网络。能用最少数量的线路将所有节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是第一级别冗余的网络。比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使用线路数多出一倍的是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以此类推，我们就得到了第三级别和第四级别的冗余网络。接着我们用随机攻击破坏网络连接。”
试着把通信网络想象成一系列节点。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只有一条连接线路且该线路被核攻击所摧毁，通信便会中断。如果每个节点和其他节点之间都由多条线路连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备用通信线路。即便某些节点与通信网络断开，通信还是可以继续。巴兰要解决的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多少冗余连接才足够保持通信网络的通畅？模拟通信网络受到攻击的情况后，巴兰和同事有了发现：第三级别冗余网络的稳定性最强。换言之，当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三条线路相连时，整体网络在核攻击之后保持功能完整的可能性最高。巴兰说：“如果敌人摧毁了目标的 50%、60%、70%，甚至更多，整体网络还是可以正常运作。”
巴兰此后解释称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充满忧虑。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对峙一方有能力在遭受核攻击之后保持还击的能力，另一方想要先发制人的诱惑力便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双方仅仅利用核武器威慑对方但却不发生真正交火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他说：“从结构角度来看，早期的导弹控制系统都不是很完善。因此美苏双方都有可能错误理解对方的行动，进而首先发动核打击。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战略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强的生存适应性，手握还击能力的我们便能更好的经受住对方的打击，并确保遭遇攻击之后依旧运转正常。这使得我们能在对峙之中处于更加稳定的优势地位。”
模拟信号网络传输信号时会降低信号的强度，因此巴兰的理论只有在数字化网络中才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全新理念。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仅凭自身实力，兰德公司无法构建起巴兰设想中的系统。巴兰戏称兰德公司“只做研究，不做开发”，看来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兰德公司无力构建这样的网络，但美国空军能做到，而且空军的高级指挥官对巴兰的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就在项目开展之前，官僚机构的重组使得该项目落入了国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之手。国防通信局是一个非常平庸无能的国防部附属机构，他们只愿意用模拟信号网络测试巴兰的设想。巴兰觉得与其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活活搞砸，不如抓紧终结项目。他说：“我拔掉了所有设备的电源插头。这样的项目没有任何存在意义。我希望更有能力的机构组织能在将来重启我的项目。”几年之后，更有能力的组织机构出现了——它就是 ARPA。
利克莱德来 ARPA 工作的那个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差点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核战争。在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眼里，ARPA 在指挥和控制领域的研究明显应该围绕核武器展开。时任 ARPA 副局长的威廉·哥德尔（William Godel）回忆说，ARPA 的新任务应该是寻找“镜像计划”（Looking Glass）的替代方案。镜像计划是美军“核战末日”号飞机的代码，这架飞机全天候在空中处于警戒执勤状态（为了确保能在地面通讯和指挥系统全毁的情况时下达核打击指令，美国在一些 EC-135 飞机复制了整套的核武器指挥和通讯系统。一旦地面指挥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架飞机将成为空中指挥中心，自动获得实施核打击的权限。冷战期间，美军每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在空中执勤——译者注）。时任国防研究和工程主管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认为，他给 ARPA 安排的任务就是处理与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有关的各种问题。
布朗亲自书写了任务指令。他回忆说，自己当初受到了副手罗伯特·普里姆（Robert Prim）的影响。普里姆是来自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数学家，一直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技术上。在他的领导之下，国防部最终研发出名叫“行动授权链接”（Permissive Action Links）的核武器安全装置。国防部在军队项目上的研发速度一直令他不满，因此他决定安排 ARPA 开展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研究。他希望 ARPA 最后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1962 年秋天，美国对更优秀核武器控制设备的需求突然增大。到岗仅仅几周之后，利克莱德便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Hot Springs）参加了一个由空军赞助的会议。会议围绕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展开，而古巴导弹危机则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
不过会议有些死气沉沉，与会者没有提出任何有创意的想法。坐火车回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利克莱德与 MIT 教授罗伯特·法诺（Robert Fano）聊的很投机。很快，火车上的另外一群计算机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利克莱德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要想建立更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首先要构建用于人机交互的全新的框架。
利克莱德很清楚，国防部想要的是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在一份计算机网络的早期说明文件中，他提到将计算机连接起来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连接起来的计算机将成为尚处发展初期的国家军事指挥系统（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系统的作用正是控制核武器。不过，利克莱德的真正想法却更为宏大。杰克·瑞纳（Jack Ruina）是当时的 ARPA 局长，而尤金·富比尼（Eugene Fubini）则是布朗的副手之一。在与二人的会面上，利克莱德着重介绍了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改进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技术身上，而是想要改变人们与电脑的合作模式。他说：“如果敌方摧毁了我们的通讯和指挥系统，我们就不得不在战争中重新编写所需要的程序。那时候谁有能力指挥领导战争？”
作为新上任的 ARPA 研究项目经理，利克莱德决定向人们证明一个问题：相比于单纯研发一台控制核武器的电脑而言，构建完整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每次遇到喜欢谈论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国防部官员，利克莱德都会讲对话的重点引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说：“我知道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官员们都认为我是指挥和控制办公室（Command and Control Office）的负责人。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和他们介绍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我想这样发展一段时间，他们最终会认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研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
国防部的官员们不是很理解利克莱德介绍的技术，但他们觉得利克莱德的理念听起来很有意思。瑞纳局长也这么认为。或者说至少他认为利克莱德非常聪明，而具体的技术细节不那么重要。瑞纳说：“每次国防部长找我，他从来都不想了解什么计算机科学成果。他要看的是弹道导弹防御领域或者核试验侦测领域的进展。所以这些才是重中之重。相比之下，利克莱德的交互式计算机只能算不重要但却比较有趣的‘副业’罢了。”
这样的大环境就算是很不错了。在刚成立不久的 ARPA，像利克莱德这样的新人创造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办公室文化。项目经理则拥有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可以创建和国防部宏观目标勉强有一点相关性的各类研究项目。利克莱德领导的最有雄心的项目是 Project MAC。其中MAC是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Aided Cognition）或者多用户计算机（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缩写。根据项目安排，ARPA 将与 MIT 在广泛领域上开展合作，整体预算则为 200 万美元。Project MAC 涉及到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的方方面面，从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到分时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可谓一应俱全。ARPA 给予 MIT 研究自主权，规定 MIT 只要将研究经费用在既定目标领域便可自由发挥。
相比于声誉来说，利克莱德更看重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愿意冒着风险启用更多不知名的科学家，比如来自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完成研究项目的全面布局之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研究院、兰德公司、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Tech，后来与梅隆工业研究院合并组成如今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译者注）、兰德公司和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优秀人才全都汇聚在利克莱德手下。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大胆任用每一个有能力的人。
1963 年 4 月，刚刚加入 ARPA 半年的利克莱德匆忙完成了一份发送给所有使用他项目资金进行研究科学家的六页备忘录。后来，这份文件成为他在 ARPA 供职期间的经典作品之一。利克莱德称备忘录的收件人是“如星系一般连接在一起计算机网络项目的成员和相关机构”。通过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他让所有参与这次 ARPA 资助项目的研究人员明白自己是有着相同目标广泛团体中的一员：
在这个极端的时刻，我们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科幻作家经常谈到问题——如何才能与完全不相关的“智人”进行交流通讯？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研发综合性网络依旧是有趣且重要的事情。如果想要把我模糊概念中的这个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我们需要最少四台大型计算机、六到八台小型计算机、大量磁盘文件和磁带。当然，远程控制台和电传打字机基站也是必不可少。所有这些设备开足马力，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出计算机网络。
这是利克莱德对自己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未来规划的最清晰的阐述。在 1963 年，宏大的规划和美好的愿景便已足够。因为那时利克莱德领导开展的主要是基础性研究，而不是搭建真正的计算机网络。不过缺乏关键性成果的早期研究也存在弊端，因为当时国防部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电脑的巨大潜力。瑞纳在 1963 年离开 ARPA，其继任者是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罗伯特·斯普罗尔（Robert Sproull）。这位新局长差点关停利克莱德的整个项目。ARPA 全盛时期负责管理太空项目，手上有五亿美元左右的预算。但是全盛期一过，ARPA 的经费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被削减了几乎一半——只剩下 2.74 亿美元的研发预算。
斯普罗尔接到上级指令，要将 ARPA 的预算再减少 1500 万美元。他立即开始寻找在过去两年中没有什么实质成果的研究项目，结果利克莱德的计算机项目位列榜首。这位 ARPA 的新掌门人差点就将发展中的计算机网络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项目关停的危险，利克莱德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镇静。他对局长说：“好吧，在你关停我的项目之前，为什么不先去一些实验室看看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呢？”斯普罗尔听取了建议，决定和利克莱德一同前去分布在全美的三到四个大型计算机中心进行调研。考察结束之后，斯普罗尔深深折服于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于是利克莱德保住了项目资金。数十年后，有人问斯普罗尔他是不是那个“几乎杀死互联网的人”。斯普罗尔笑着说：“没错，就是我。”
利克莱德在 1964 年离开 ARPA。那时，他领导的研究项目已经陆续有了大大小小各种成果。在 MIT，一个名叫汤姆·冯富勒克（Tom Van Vleck）的学生利用 ARPA 资助的分时系统科研项目编写出第一个邮件程序——MAIL。在斯坦福研究院，此前默默无闻的恩格尔巴特对多种帮助用户直接与计算机完成交互的工具完成了测试。尝试了光笔这样的设备后，他最终选定了一个小型木块。他将其称为“鼠标”。
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早就因为自己在计算机图形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卓越的声望。他代替利克莱德继续领导 ARPA 的计算机网络项目。上任不久，萨瑟兰就发现参与项目的计算机科学家不太配合工作。他想要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用该校的三台电脑构建一个网络，但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无法从中受益而拒绝。学者们非常充满恐惧，他们担心其他人能通过联网后的电脑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资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回忆当年为大家为抢夺电脑而发生的冲突：“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警察来到现场，将即将动手的冲突各方拉扯开来。”ARPA 想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实施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项目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克罗克说：“计算机中心主管认为，根据 ARPA 要求处理实时数据的做法与学校应有的运营理念不符，因此他宣布停止与 ARPA 的合作。”
萨瑟兰认为遭遇发展挫折的计算机网络项目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失败”。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失败，只是推进的速度太快。萨瑟兰离开之后不久，他曾经的副手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接受了项目管理工作。泰勒不像萨瑟兰和利克莱德一样声名卓著，但他有着梦想和决心。1965 年，他来到新任 ARPA 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位于五角大楼 E-Ring 区域的办公室内，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能将全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项目的看法。赫兹菲尔德一直对计算机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期间，他就参加一场他所谓改变人生的讲座。主讲人是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他介绍了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简称ENIAC）。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研发于二战期间，主要作用是加快火炮射表的计算速度。赫兹菲尔德上任后不久，他就利用ARPA的资源为利克莱德提供了帮助。利克莱德在 ARPA 开展的大脑-计算机共生研究对赫兹菲尔德的影响同样巨大。这位局长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变成了利克莱德的门徒。”
接手项目的最初几年，泰勒不是很看好利克莱德曾经进行过的小型实验室实验。他想要建立的是真正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需要依靠大量新技术、资金和研究人员的努力才能实现。
赫兹菲尔德问：“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搭建起这个网络？”
泰勒回答道：“一百万美元左右就能出个大致框架。”
赫兹菲尔德表示：“我批准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ARPANET 计算机网络是互联网的前身。赫兹菲尔德和泰勒仅用了十五分钟就敲定了 ARPANET 项目。实际上，ARPANET 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ARPA 极具影响力的研发成果。它不仅解决重要的军事问题，也着眼于处理定义宽泛的其他“军事问题”。研究人员有着最大化的发挥空间，能够自由的利用 ARPANET 处理各种问题。尤其至关重要的是，计算机网络项目反映了一位非凡超群研究项目经理的智慧。虽然整个项目还是与军事问题有关，但他却带领计算机网络走出了国防部狭窄的兴趣领域，迈入广阔的新天地。冷战时期的妄想症使得人们高度重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进而演化成对核武器安全的担忧。诞生于这种环境的研究项目最终“进化”成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直接推动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