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流文化、新公社与区块链：一场横跨60年的运动

 最早参与区块链的是一群程序员，它表现出某种宗教特征的社区文化。

这种宗教文化在程序员的奋斗史上曾发生过两场重要的技术运动，一次是自由软件运动，一次是开源运动。同时，开源运动又是从自由软件运动中分叉出来的。

区块链肉眼可见的起点应该脱胎于密码朋克（cypherpunk），而密码朋克相当于自由软件的一个延续，区块链则是开源运动的另一个延续。

对区块链来说，最好的归宿是成为新时代的开源运动——把新的领域开源，比如传统的金融行业。同时，这些新领域还包括那些以前外包给政府、机构和巨头公司的公共物品，比如货币、法律、市场和社交平台。

自由软件就是这一切的起点吗？

显然不是。如果你有看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就会发现，在 Richar Stallman 成立 GNU 项目发起自由软件运动时，也就是 1984 年，同一时期计算机领域的人们正热衷于进行另一场协议战争：TCP/IP 与 OSI 的互联网协议大战。OSI 因为近乎完美的设计和各领域的支持，曾被视为这场战争的必胜者，但信奉务实精神和扁平结构的 TCP/IP 协议最终却以黑马的姿态赢得了胜利。

在 TCP/IP 身上，同样流淌着和自由软件运动类似的文化血液，它们具备某种相同的属性，这种属性究竟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模糊的感觉到，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处于同一时代背景而产生的结果，背后或许反映了二者来自于同一个发源地。换句话说，它们拥有同一个祖先。这个祖先也是区块链的祖先。只是因为我掌握的信息还不够多，所以还无法把这根线扯出来，串连起所有的故事。

你可能要问，了解这个源头有那么重要吗？这对区块链行业有什么帮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追溯到正确的源头，我们就能以更统一的、更大的视角来审视区块链这场技术变革。而这对我们把握“区块链会怎样向前发展”是有好处的。知道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

在我读到《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这本书时，那根若隐若现的白线，似乎终于被扯出来了。这本书解答了我相当多的疑惑，它让我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到了一场延续 60 年的社会模式转变。我从心底认为，区块链就是这场变革最新的进展。

接下来我将尽可能简单的复述这场变革，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其中许多观点和理论均来源于上面提到的这本书，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原著。很多希望了解开源文化的人应该都听说过《大教堂与集市》，但这本书我认为是非技术层面更好的补充。

计算机作为一种隐喻的变化

故事的开始，要从 1964 年的一所大学讲起。

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参加了一场言论自由游行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空白的计算机打孔卡打上 FSM（free speech movement） 和 Strike 的字样，挂在脖子上，以此来表达对集中式的官僚主义和权威的蔑视。

伯克利学生抗议

打孔卡

当时在计算机上编程还必须使用打孔卡[5]，是手写的机器代码，还没有高级语言。这个时候 IBM 是计算机行业的大佬，也是制定打孔卡的实际标准。

那么，当时这些伯克利的学生在游行时，他们反对和争取的究竟是什么呢？除了言论自由，当时还有很多学生别了微章在胸前，然后仿照打孔卡使用说明书的语气写道，

“我是加州大学的学生，请不要折叠，扭曲旋转或毁坏我。”

所以，对这些生活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大学生来说，计算机作为一个隐喻，被看作是压榨人性的机器。就像工业革命流水线上的机器，泯灭了人类的个性。这时候的计算机是一种反人性的技术，代表了集中式的官僚架构。

这种隐喻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今天提起计算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计算机代表自由、个性化和虚拟社区，代表点对点的连接，代表个人生产力的解放。就像乔布斯在苹果电脑的广告语上说的那样，计算机是人类大脑的自行车，The bicycle of your mind。

如果把人类和其他动物进行对比，我们没有豹子跑的那么快，也没有狮子那么强壮，但我们人类懂得制造自行车和汽车这种工具，来帮助我们跑赢豹子，战胜狮子。这时候计算机作为隐喻，反而变成了延展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的一种工具，也是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握在手里的武器，就像印刷机和枪炮。

乔布斯注入苹果电脑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也有一个更早的历史来源。这种历史来源叫做嬉皮士文化也好，更早之前可能还可以追溯到反越战、摇滚乐、新公社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甚至是军工学联合体实验室。这些历史来源，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会从 60 年代的这种隐喻转变成 90 年代的另一种隐喻。

如果不去看这些历史来源的话，很多人会用一种相对片面的技术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隐喻的变化。比如有一种解释观点是这样的：

在 60 年代之前，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是以大型机的方式出现的，它的体积很大，需要塞满整个房间，同时价格非常昂贵，只有政府、大学机构这些官方组织用得起，个人是触碰不到的。而到了 70 年代之后，微型机技术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计算机变成了可以放在桌面上的电脑，所以它慢慢就不是一种特权了，可以被个体所利用。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略了文化层面的因素。比如计算机变小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属于“个人”的技术。电视机同样可以放在桌子上使用，但它自始至终带着公共媒介的属性。一个人对电脑这个工具的感受，他是怎么理解这项技术的，这些不会因为体积缩小了就完全得到改变。另外，很多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也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就要成为虚拟社区。

《数字乌托邦》这本书提出的想法，是从时代和文化层面去追寻这种隐喻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更早的历史来源。所以，我们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看看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使得计算机经历了这样一种改变。

反主流文化和赛博空间

有人认为，在二战结束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对美国人民来说，都是灰暗的年代。

一方面是因为 1947 年美国跟苏联开始冷战，彼此陷入了经常性的核对峙局面。另一方面，美国在二战时期建立了一个战时经济体制，提出了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军工学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在战时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但到二战结束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严格的社会规则和官僚化的组织，它制造出了核武器，却也把美国拖入了越战的泥沼中。对人民来说，军工官僚体系等同于一种权威性的、压迫性的阴影。

所以 60 年代就成了一个个人探索和政治抗议爆发的年代。60年代恰好正值电视媒体普及，越战成了第一场被直播的现代战争。美国国内很快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抗议和反战活动，大多数人把自己放在了这种权威的对立面，希望能推翻冷战军事工业的官僚体系。上文提到，伯克利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是一个生长在 60 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尤其是白人年轻男性，刚上完大学，你那时候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是明天苏联的核弹会不会直接扔了过来。加上 1961 年美国开始派兵介入越战，当时有很多美国年轻人抱有这种末世的论调，他们觉得自己会是本世纪最后一代存亡的人类。整个美国社会也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战争与核弹毁灭的恐惧中。

而且这时候美国的中产经历过大萧条时代之后，个人财富已经慢慢回流了，所以很多年轻的白人男性，他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心理上又整天受控于核弹的恐惧，于是精神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反思，他们不希望毕业后进入僵化的系统里沦为螺丝钉和工具，同时又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等于陷入了一整代人的迷惘情绪。1967 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毕业生》[6]，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情绪。

电影《毕业生》剧照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正是这千千万万个迷惘年轻人中的一员。1962 年从军队退伍之后，布兰德迫切地想为心中的压抑寻找出口，他走上了一段持续 6 年时间的游历体验，每到一处便试图找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很快他接触到了一个艺术组织，名叫 USCO。这个组织聚集了很多艺术家一起进行全国巡演，并且共同生活了几年。他们的表演方式很特别，不是在舞台上单一地向观众传达信息，而是邀请观众参与进来，布置各种各样奇怪的现场，让艺术家和观众共同体验完成一个作品。USCO 喜欢技术神秘主义理念，同时也深受控制论的影响，在工作坊的背景下，推崇跨领域、多学科的协作。比如，他们会引入很多电子技术和工业产品来布置现场，像是闪光灯、投光器、磁带、幻灯片，甚至是迷幻剂、大麻和 LSD。这些小型技术和工具被当作是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体验新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工具。

布兰德以摄影师的身份在 USCO 工作。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最早的新公社主义运动。当时美国很多年轻人也像他们这样共同生活。为了逃避政府、军队和大公司的官僚机器，许多年轻人跑到农村建立公社，以集体生活的形式，实践自己的理念和宗教信仰。他们自己动手建造家园，房子，水电，艺术，防卫，所有的一切全部自给自足，希望借此创建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层级的社区。

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美国人总共创建了500-700个公社，而这个时期则有数万个公社成立，总共约75万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公社成员认为自己是现代牛仔和印第安人，要开拓美国的边疆，奔向开阔的平原，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当时东方世界也有一场上山下乡的运动，对应了西方世界的返土归田（虽然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60年代的公社

1966年，布兰德意识到可以出版一本书，为散居在各个角落的公社提供生活所需的工具目录和生存指南。更重要的是，为实践公社生活的人提供精神世界的养料。于是，凭借着剪刀、胶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编辑第一本《全球概览》。这本书被乔布斯称之为那个时代的 Google。信息技术在《全球概览》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录不仅有工业产品和手工用品，也有机械和电子装置，比如惠普的台式计算机。就像艺术组织 USCO 那样，新公社运动的参与者相信，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小型技术可以用来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体验新的精神世界，它也会改变个体意识和社会运作模式。《全球概览》也将小型技术视为个体获得自由的手段。

这种精神后面又传递到了黑客和程序员身上。在1971年《全球概览》最后一期的停刊派对上，布兰德邀请了500多人来参与这个杂志出版项目的终结。他拿出两万美元的钞票，邀请大家上台讲述自己的梦想，然后取走一部分现金去实现梦想。最后剩下 14905 美元被交给了弗雷德里克·摩尔保管。这笔钱最后不知去向。但摩尔和另一位朋友在 1975 年春天共同创立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布兰德尔后还帮助筹备了第一届黑客大会，参会的人就有 Richar Stallman。

最后一期《全球概览》

《全球概览》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启发的年轻人不仅有乔布斯，还有凯文凯利，以及发明了图形化界面等一系列技术的施乐帕罗奥托研究中心工程师。这批人后面成了产业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的成了伟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有的成了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的黑客，有的则像凯文凯利这样成为了重要的记者，创办了《连线》杂志出版社。最终这批人共同孕育了今天的硅谷文化。

除了《全球概览》，布兰德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创办 WELL 线上论坛。1984年赛博朋克小说家威廉·吉布森发表了小说《神经漫游者》，首次创造了“赛博空间“这个词。而在 1990 年，计算机评论家巴罗根据自己在 WELL 论坛上的经历，第一次提出用“赛博空间”这个词来描述刚刚出现的电信与计算机网络的交叉路口。

这个新的赛博空间被具象为一个“电子边疆”。就像60年代末新公社运动的成员们试图在美国乡村创造一个乌托邦社区，赛博空间也被想象成了一个崇尚平等与自由的新社会。在这个闪闪发光的电子宇宙里，他们试图抛弃政府、法律和武力，构建一套新的秩序。巴罗宣称，“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情境对我们（赛博空间）均不适用”。

相同的精神内核

如果要对这一连串的历史进行总结的话，它最本质的精神内核，用一句话来表达是：

借助个人化的技术和工具，让个体从僵硬的社会体系和冰冷的国家机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免于被奴役。

这种个人化的技术和工具，既包括一个背包和一顶帐篷，也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技术和工具往往不是突然出现的，恰好来源于斗争的对立面。60年代的言论自由运动及新左派都曾正面跟美国的军事、工业与学术界进行对抗，但 USCO 的艺术家、尝试致幻剂的嬉皮士、参加新公社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实际上都接受了技术乐观主义、信息论，以及冷战时期军工学联合体在研究领域兴起的跨界合作文化。

事实上，《数字乌托邦》这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正是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后续的赛博文化，他们最早的种子也来源于自己所反对的军工研究文化。正是在最早的军事协作研究中，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人被聚集了起来，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创业者，他们在一个彼此没有等级制度、可以自由交流协作的环境中，创造出了一批影响世界的技术：核武器、雷达、互联网的前身 ARPANET、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尽管反对冰冷的军工机器，但布兰德那个时代的学生都深深迷恋上了军事协作研究的知识产物。

新左派年轻人在核弹与战争的阴影下长大，但他们也在一个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美国社会中长大。参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大学生在攻击工厂时，这些工厂也在生产满足年轻人各种需要的产品。在反对主流文化的同时，新公社运动和《全球概览》展示了另一种出路：年轻人们可以拿工业化社会的产品作为一种工具，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去变革集体社会的运作模式。

这种方法以《控制论》和《信息论》为通用语言和指导思想，强调更自由的社区，推崇个人化的工具和技术，鼓励跨学科协作。它最早来源于二战时期美国的军事研究文化，只是随着战后秩序的重建，军工学联合体逐渐变成了僵化的官僚结构，最终成为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靶子。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作为60年代到90年代间最重要的一种工具，会从“国家机器统治力量的延伸”这样的隐喻，最终转变为另一种反体制和争取个人权利的象征。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程序员和黑客社区会流行宗教文化，对于自己所使用的编程语言和编辑器等工具，会陷入无休止的崇拜与斗争，而不能像对待一个普通的物件那样去对待它。因为在很久以前，工具对他们而言，真的不止是工具而已。

60年代以来的这部分历史，工具和技术曾与“改变意识形态”、“探索新理念”牢牢地绑在一起。这种精神传统从新公社运动的那批年轻人身上慢慢流淌到了黑客与程序员身上，融入了自由软件运动、开源运动，赛博空间中诞生出了密码朋克，最终这部分精神又一次传递到了区块链身上。

是的，我当然愿意相信，区块链也是这种个人化的技术和工具。它是帮助我们建立新家园的小型技术，可以改变个体的思想和意识，变革集体社会的运作模式。一切的宗旨，都是为了让个体从僵硬的社会体系和冰冷的国家机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免于被奴役。

今天我看到区块链行业的人在创建 DAO，在建设 DeFi，看到无数自由市场主义的人把比特币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或者数字黄金，这一切跟当初那些看着《全球概览》跑到乡村建公社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为了掌握私人资产、记下比特币的私钥，跟在公社盖房子、搭建网格穹顶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又会发生什么？

环顾四周，我们在 2008 年拥有了比特币，在 2014 年拥有了以太坊，随后建立起了一系列加密经济的基础设施：DeFi、DAO、Web3、NFT......这个新的电子宇宙在悄然生长。而在这个独立的世界之外，一个更大的世界同样在发生剧烈的变动。

人们称这一年是过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但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与此同时，传统互联网世界已经高度发达、巨头林立，但赛博空间的发展却没有如设想中那样使人更自由，反而促进了监控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棱镜门和环形监狱。

同样，我也不禁联想到中国自己的情况。这辆高速列车以每年 10% 的增长速度疯狂向前奔跑，从未停下，直到 2020 的疫情按下了暂停键，人们终于能停下来好好想想“我们究竟是要奔向哪里”。

过去 20 年，一个中国年轻人最好的职业是公务员；20 年后，是成为一个视频 UP 主。这批新毕业的年轻人，他们以前在成长过程中是怎样认识这个国家的，被暂停减速后，又要怎样修正过去这些认识？

经历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过去，迎接只会更坏的未来，会不会让新一批的年轻人陷入悲观的论调。面对逐渐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是否也会对“成为这个庞大体系的一部分”产生恐惧，质疑层级结构是否会摧毁个人精神？尤其是当整个国家自己也需要应对国际形势的恶化和对外的挑战。

中国会不会也有一次反主流文化运动，人们手中能掌握的小型技术，作为个人化的武器和工具，又能有哪些？我能想到的似乎就只有区块链了，VR 和 3D 打印或许也是一部分，但它们都能没发展起来……热门的 AI 甚至应该是站在了反面。

在 1996 年发布《赛博空间独立宣言》[7]时，巴罗在结尾这样写道：

我们将在网络中创造一种心灵的文明。但愿她将比你们的政府此前所创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

今天这句话，同样值得送给在座的所有从业者们。

“DIY”创新者

 

布兰德的“DIY”理念

在《插电酷爱迷幻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一书的开头几页，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瘦瘦的金发小伙子，他的额头上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圆碟，挂着一根由印第安串珠做成的项链。他的上半身没有穿衬衫，那裸露的肌肤上只挂着一串印第安串珠项链，披着一件白色罩衣，上面别着瑞典国王授予的奖章。”（a thin blond guy with a blazing disk on his forehead too, and a whole necktie made of Indian beads. No shirt, however, just an Indian bead necklace on bare skin and a white butcher’s coat with medals from the King of Sweden on it.）这个家伙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退役的陆军伞兵，后来又加入了肯·凯西（Ken Kesey）的行列，成了'快活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中的一员。他是“DIY”型创新者的代言人之一。我们将会看到，“DIY”型创新是实现全球富足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书出版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68年3月的时候，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正在阅读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著作《地球号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并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所有那些现在正在返回地球、回归田园生活的朋友们？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拯救地球？

布兰德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直接。他会出版一份从表面上看与里昂比恩（L.L.Bean）邮购目录有些相像的目录列表，把以下各项都列入其中：自由开放的社会价值观、适用的技术观念、整体系统思维的生态学观念，还有最重要的“DIY”工作理念。事实上，这种工作理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爱默生在1841年写的一篇题为《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文章。在20世纪早期，这种工作理念再次浮出水面，并为工艺美术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工作理念还推动了当时的旧车改装运动和家居改建计划。最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股风潮终于发展成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全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保守估计至少有1000万美国人回归田园生活。这些回归田园生活的人士很快就认识到，田园生活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DIY”的能力。正如布兰德所清楚地意识到的，这些能力又进一步取决于个人所使用的工具——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任何东西，从有关风车的信息到如何开始一桩小生意的想法都属于工具的范围。“我受到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的影响，”布兰德回忆道，“富勒很早就已经在向世人宣扬他的如下观念了：不要想着去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工具的创新。有新的工具就会带来新的做法，有更好的工具就会出现更好的做法。”（Fuller had put out this idea that there’s no use trying to change human nature. It’s been the same for a very long time. Instead, go after the tools. New tools make new practices. Better tools make better practices.）

所有这一切终于使《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得以诞生。它的第一期出版时间为1968年7月，这个创刊号只是一份只有6页的油印刊物，置于卷首的是布兰德为它撰写的创刊词。这个创刊词以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言的一句话开始：“我们像上帝一样，也可能精于创造。”（We are as gods and we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这是“DIY”的宣言。然后，布兰德列出了许多有助于促成这种个人转变的工具和想法。因为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对这种想法感兴趣，所以这本目录式杂志将许多原本毫不相干的愿意“DIY”的人吸引到了一起，使他们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正如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所解释的那样：“这原本是一份为嬉皮士创办的目录式杂志，但是它却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它使信息传递领域出现了一个范式转换。我相信，你可以直接从《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链接到今天的许多文化热点和文化现象。它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使许许多多人趋之若鹜。而且这种氛围无处不在，以至于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氛围从何而来。”（This was a catalog for hippies that won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t was a paradigm shift in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I think you can draw a pretty straight line from the WEC to a lot of today’s culture. It created an aroma that was sniffed by an awful lot of people. It’s so pervasive that most don’t even know the source of the smell.）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种氛围的核心就是《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热情地拥抱了各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电脑。布兰德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明了“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这个术语。这个术语的诞生部分要归功于布兰德本人的科学背景，而更多的原因则与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有关。在1968年前后，斯坦福研究院正走在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尖端，而且它的位置也正好坐落于《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所在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办公室的拐角处。布兰德是这个研究院的常客。在探访斯坦福研究院的过程中，布兰德接触到了电脑鼠标、交互式文本、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电子邮件、超级文本、协同实时编辑器、视频游戏以及其他技术和产品。布兰德看到了这些工具的惊人潜力，并且通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向全世界介绍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是斯图尔特独自一个人促成美国主流文化接受个人电脑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道，“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被人们认为是‘老大哥’，是‘大人物’。能够使用电脑的只能是‘敌人’，电脑是政府和大型公司手中的工具。但是，布兰德却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巨大潜力。他明白，一旦这些电脑变成了个人工具，整个世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时，人人都可以变成上帝。”（In the sixties, computers were Big Brother. The Man. They were used by the enemy: massive, gray-flannel-suit corpor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But Brand saw what was possible with computers. He understood that if these tools became personal, it flipped the world around into a place where people were gods.）

布兰德呼吁，把“自力更生”（self-reliance）与科技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让“DIY”型创新者变成实现富足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创刊理念中，另外两项原则也同样重要。第一项原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这个理念也就是布兰德极力倡导的“资源共享”——“所有信息都应该免费共享”（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至于第二项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中还是显得比较奇怪的一种理念，即商业也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美好社会的力量。对此，科技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解释道：“布兰德还结合了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乌托邦式社会里，你可以DIY。他真的相信，只要拥有了适当的工具，那么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正如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所发现的，个人电脑正是那个适当的工具。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前世今生

然而，“DIY”型创新者仅凭热情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一股实现富足的力量的。如果真的相信这个，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它需要每个人都认真地“升级设备”。而且，这个运动还需要“东风”，在这方面，来自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的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后来又成了一位“DIY”型创新者。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就已经意识到，网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在美国各地操纵各种各样的左倾运动的所有关键“玩家”都联合起来，那么这些运动或许真的能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开始记录这些“玩家”的资料，方法是：把这些人的信息都写在一些3×5英寸的便条上，但是需要记录的人实在太多，因此这项工作很快就使摩尔不堪重负了。他觉得，如果采用计算机来进行管理，那么他的数据库可能会更有效率，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怎么买得起一台电脑呢？当时的电脑极其昂贵，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一台电脑。于是在1975年的某一天，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决定创立一个业余爱好者俱乐部，来帮助他制造一台电脑。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就这样诞生了。一大群科技爱好者聚集在位于门罗公园的社区计算机中心，摆弄电路，交流故事。这个俱乐部的早期成员包括带有传奇色彩的黑客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鼎鼎大名的“危机船长”（Captain Crunch）、第一代奥斯本便携式电脑（Osborne 1）的发明者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和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摩尔从来没有失去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本色，他总是不断地提醒大家“多奉献，少索取”（give more than you take）。在那个时代，这确实算得上一种奇谈怪论，因为摩尔要求的其实就是“把你的商业秘密拿出来分享给大家”（Share your trade secrets），但是，俱乐部的成员却把它铭记在心。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宗旨是：制造惊人的机器，销售自己的产品（硬件），分享自己的智力成果（软件）。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说》（What the Dormouse Said）一书中所阐述的，自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出现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注定要改变世界……只要追踪一下包括苹果电脑公司在内的至少23家公司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公司最终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是一种通用工具，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都需要这种工具。它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在同一时期，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也提出了“计算机权力属于人民”（computing power-to-the-people）的战斗口号，这个号角很快响彻了整个计算机行业，在这之后不久，这些业余爱好者就打碎了计算世界的玻璃房。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强调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美国传统商业价值观的价值观。

通过为“DIY”型创新者提供大力支持，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发动了一场竞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是这场竞赛催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结果。人类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DIY”型创新者已经改变了商业和科学。正如凯文·凯利曾经说过的：“《全球概览》不仅鼓励你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还给了你许多方法和工具，使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它还让你相信，你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本目录式杂志的每一页都在告诉你，别人也都是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The WEC not only gave you permission to invent your life, it gave you the excuses and the tools to do just that. And you believed you could do it, because on every page of the catalog were other people doing it.）因此，虽然脱离原来的世界去单打独斗地尝试“DIY”可能并不容易，但是，《全球概览》杂志给了我们去尝试的勇气，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在很多人身上了。

原文来自《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触摸未来：系统、意外发现和恩典的故事

 未来不是一个目的地。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创造它。这也许是对著名作家和未来学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大胆诠释，当被问及遥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时，他回答说未来已经在这里了，只是分布不均。我经常思考吉布森的这句话，想知道在我的周围，未来可能潜伏在哪里。在当下能瞥见未来，会很有帮助。但我认为，与其希望看到未来的一瞥，不如积极构建未来。或者至少讲述一些关于未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一个或多个我们可能想要生活的世界——既不荒诞，也不乌托邦，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我知道我们仍然可以塑造这些世界，并把它们变成反映我们人性、我们不同文化和我们关心的地方。

当然，仅仅讲述一些遥远的或分布不均的未来故事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找到打破现状的方法。对未来有一个令人信服和连贯一致的愿景，可能不如采取积极和深思熟虑的方法建设可能的未来重要。批判性思维与批判性行动同样重要。展望未来的一种方法可能是减少对技术工具本身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实现这些未来所必需的更广泛的系统。

今天，有许多关于未来的讨论，人工智能（AI）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可行性上。但是人工智能一直以来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组合。它作为一系列我们都参与其中的讨论而存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担忧它的伦理框架，观看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电影，阅读有关人工智能在澳大利亚和国外影响的新闻报道。人工智能是我们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套日益复杂的系统一部分——与其说是一个人工智能，不如说是多个——这些系统涵盖了从电网和铁路线到矿场、电梯井和食物供应链的一切。这些系统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它们还存在于建造的世界中，在那里它们消耗着能量和精力。

我们如何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系统——技术、人、文化和国家，以及这个地方？这可能需要提出一些没有现成的、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它也可能涉及到过去的试金石，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甚至未来。毕竟，历史可能不会提供答案，但它应该允许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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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人工智能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这是一张1956年的黑白照片，由一位名叫格洛丽亚·明斯基（Gloria Minsky）的女士拍摄；当时她陪同丈夫参加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夏季会议。照片上有7个面容严肃、年轻的白人男子在一栋不起眼的建筑前的草坪上休息，其中包括纳撒尼尔·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格洛丽亚的丈夫马文（Marvin）。这四个人是达特茅斯人工智能暑期研究项目（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要组织者。这就是人工智能诞生的时刻。

达特茅斯人工智能暑期研究项目（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要组织者

这些人，都来自美国精英组织，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兴趣。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被认为是信息理论的奠基人；纳撒尼尔·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设计了IBM的第一台商业科学计算机，IBM 701。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当时都是刚获得的博士学位。明斯基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并建立了一个非常早期的神经网络， 而麦卡锡正在研究图灵机的理论，并与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有密切的联系，冯・诺依曼是世界上第一台存储内存计算机ENIAC的创造者。

他们一起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举办了一场夏季研讨会，探索他们所谓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拟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是一个跨学科的团体，具有哲学、数学、心理学和新兴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背景。这次会议也有重要的支持者，包括政府(包括军方)和工业界。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从一开始就与商业有关。

资助申请列出了人工智能的第一个框架：

…从理论上讲，学习的每一个方面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原则上都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以至于可以用机器来模拟它。我们将试图找到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和概念，解决目前留给人类的各种问题，并提高自身。
（…every aspect of learning or any other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can in principle be so precisely described that a machine can be made to simulate it. 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find how to make machines use language, form abstractions and concepts, solve kinds of problems now reserved for humans, and improve themselves.）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但当时的预期是，计算技术将继续其显著的增长，超越ENIAC和IBM 701（它们给人留下了能力和潜力无限发展的印象）。因此，这些早期的创始人认为，他们最初的大部分研究议程可以在十年内完成。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也是件好事。

因为他们的研究议程缺少了几个重要的资源和视角——即人、文化和对人工智能可能展开更广阔世界的感觉。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尽管人工智能可能在1956年就已经被命名和公布，但它的许多知识议程更早地植根于20世纪40年代的讨论——其中一些是由达特茅斯的召集人制定的。这些讨论以"控制论"（cybernetics）为框架，对技术世界有更广阔的视野。

按照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定义，控制论是"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研究"（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也是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和通信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维纳和其他学者来说，它是关于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s）和循环因果系统（circular causal systems）的研究，包括在新兴起的计算机领域。事实上，关于控制论的讨论是由计算机架构和性能方面的进步，以及希望这种计算能力将有助于释放人类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潜力而产生的。当时的想法是，控制论将为决策和资源组织的新方式提供信息——新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新的系统。

维纳自己创造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他从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kybernetes"中获得灵感，说明他认为控制论科学将是广义上的操纵或控制的科学。

它是关于某种力量的。在二战结束时，计算的力量——维纳的"机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科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潜力似乎非同寻常。将机器和人类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理论化，感觉非常重要和及时。控制论是维纳的框架，用来调和人与新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将带来的技术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在一段时间内，它是有效的。科学发现得到了计算机的帮助，新形式的商业、自动化和生产力也是如此。

在1946年至1953年期间，梅西控制论会议（Macy Conferences on cybernetics）汇集了来自各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共同探讨控制论系统的概念，以提高人类的能力。这些会议部分由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 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 ·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策划，这些会议从根本上说是跨学科的，代表了构建一个新的学术知识体系和一个新学科的尝试。它们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事件：总共有十次会议，主题从精神控制到记忆、章鱼的意识（octopuses’ consciousness）、儿童学习和发展、潜意识、技术系统、计算和抽象语言学等等。有一条线索贯穿在许多讨论中，那就是我们如何将人类的认知理解为某种系统，尤其是，人们想象，帮助确定计算是否会与之结合或匹配。是什么让一些东西变得聪明，它又是如何学习、交流和研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议程的开端。

从这些梅西参会者的讨论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值得断言——或者说是重新断言——因为尽管人们对大脑如何工作很感兴趣，但也对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清晰而审慎的审视。在二战的阴影逐渐消失的时候，计算机显然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玛格丽特 · 米德（Margaret Mead）和她同时代的人都在为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容纳人类和文化，甚至是环境的控制系统而烦恼。原子弹生动地提醒人们，技术的力量可以深刻地改变自然世界。梅西会议的与会者希望有一种不同的技术未来——一个破坏性小得多的未来，尽管他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建造的计算机系统的能量需求，以及它们的最终成本。

梅西会议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讲述了机器的未来，自动化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可能性。控制论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话和辩论波及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然后，它似乎消失了。

For God’s Sake, Margaret (1976)

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玛格丽特 · 米德（Margaret Mead）反思了这些对话，以及跨学科融合给世界带来新东西的力量。她和当时的前夫格雷戈里 ·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坐在餐桌对面，在他们之间开着一台盘式磁带录音机，她回忆道:

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受过物理科学的训练，他们对自己想思考的东西非常非常精确。有一个由我们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小组，我们受过训练，对群体心理学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以使用它，也可以禁止它。然后中间有两三个八卦者，他们是非常简单的人，有很多松散的直觉，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没有纪律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趣的会议，因为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For God’s Sake, Margaret (1976)

我一直以为米德指的是梅西会议上的各种人，她说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但也许《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听到的更多。《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本出色的物质文化和操作方法的概要——关于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未来。顾名思义，它是以整个地球为起点。布兰德通过他的目录和他的行动，将重新/点燃下一代人关于控制论的讨论。下一波控制论浪潮将继续与计算和人类的未来有关，它也将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广泛的生态层面。

1956年，在达特茅斯夏季研究项目（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上，麦卡锡（McCarthy）和他的同事们曾推测，智能计算机将具有创造性行为的能力，并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式。这无疑是建立在麦卡锡早期的控制论想象，以及其他技术、文化和设计的交叉点上。但达特茅斯的人工智能很快就聚焦于战略、推理、语言等领域。

然而在达特茅斯之后的十多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杰出的女性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策划了她的第一个大型展览，这次展览将计算机的未来带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框架，并让更广阔的未来再次出现在眼前。贾西娅·里卡特（Jasia Reichardt）花了三年的时间，以及通过施加压力、旅行、交流，还有IBM和美国国务院的一些资助，才完成这个展览。她把这个展览称为“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展示了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325名参与者的作品。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屋公司、贝尔电话实验室和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都有代表参加，艺术家布里奇特·莱利（Bridget Riley）和乌拉·维根（Ulla Wiggen）、激进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以及其他作品缺乏具体定义的人，如维纳的弟子之一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和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媒体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

“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

展览的特色是数字音乐、灯光、诗歌、雕塑——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计算机创作的。在整个1968年的夏天，多达6万人在宽敞的大厅里游荡。在6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他们可能会遇到一部控制论的简史，旁边是一个画画的机器人，或者一个由霍尼韦尔赞助的大象形状的演示计算机，它被恰当地命名为"外围大象"（Peripheral Pachyderm）。此外，还有美籍韩裔新媒体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的作品、计算机生成的音乐和电影、波音公司的线框图形表现、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的反应装置 “运动的对话”（Colloquy of Mobiles），以及一只感光猫头鹰。

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点点地打开了这个世界。

在光线、噪音和壮观的景象中，有一系列通过计算机程序制作并在大型绘图仪上打印的印刷品。其中一幅名为"回归方形"（Return to Square）的作品可能是我见过的计算机制作的最美妙的东西，当然也是使用早期IBM编程语言Fortran制作的最美妙的东西。它的特点是，一个正方形慢慢变成一个女人的轮廓，然后又恢复成一个正方形：简单而引人注目。

Return to Square

这幅作品来自于一个自称为CTG（Computer Technique Group）的艺术家集体，他们是唯一参加“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的日本参展商。CTG成立于1966年，最早的成员包括小村正夫（Masao Komura）和山中邦夫（Kunio Yamanaka）。"回归方形"（Return to Square）是由小村的一个想法衍生出来的，而Fortran的编程则由山中负责。它被印在位于东京的IBM科学数据中心的Calcomp滚筒式绘图机上。

CTG被称为激进分子、电子嬉皮士甚至新武士，他们创造了新形式的图形艺术、数字制作的诗歌和计算机生成的音乐，所有这些都被送到了“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这是一个合适的组合，因为CTG使用的创作过程基于模式的“控制论”生成与"偶然性"随机性的结合。CTG显然拥有自己的控制论愿景：一个涉及人类和社会的关系性愿景，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愿景。1967年10月，他们的宣言出现在多摩艺术大学大礼堂（Great Hall of Tama Art University）举行的 "计算机与艺术研讨会"（Computer and Art symposium）的大纲中，阐明了他们的观点：

我们将驯服计算机那迷人的超凡魅力，限制它为既定的权力服务。这种立场是解决机器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方法。我们既不赞美机器文明，也不批评它。通过与艺术家、科学家和来自各种背景的其他有创造力的人合作，我们将仔细研究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计算机时代应该如何生活。
（We will tame the computer’s appealing transcendental charm and restrain it from serving established power. This stance is the way to solve complicated problems in the machine society. We do not praise machine civilization, nor do we criticise it. By 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with artists, scientists and other creative people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we will deliberate carefully [sic]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machines, and how we should live in the computer age.）

考虑到创始成员都是建筑、产品设计和工程专业的学生，而当时日本学生运动正处于鼎盛时期，这种立场也许并不令人惊讶。CTG在一起呆了短短三年多，在此期间，他们把计算技术（进一步）推向了创意和艺术的领域。

伦敦之后，“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与其他作品一起装箱，被送往华盛顿特区，安装在科科伦艺术馆（Corcoran Gallery of Art）。从那里，一小部分人前往旧金山，帮助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创办了他的新科学博物馆——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15年后，他称“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是“我们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开端。它真正为我们想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感知、艺术、技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a most important beginning for our place. It really set the stage for the kind of work we wanted to do because it combined perception, ar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 a wonderful way.）展览在1969年的最后几个月开放，并在新年前关闭。

时至今日，约翰·比灵斯利（John Billingsley）的机器人阿尔伯特（Albert）的头还守在大楼的入口处。而这个展览的影响，在我们想象过去的方式中，以及过去对不同未来的想象中，仍然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不是旧金山人第一次接触到控制论的概念，也不是第一次看到科技和人类生活可能共存的未来。这甚至不是第一次艺术被用来唤起这种技术的未来。在“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到达旧金山的两年前，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写了一首关于未来的诗，这首诗至今仍在流传。1960年代末，他已经是美国西海岸著名的诗人、短篇故事和小说作家。他经常写自然界以及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但这首诗结合了科技和自然，流传更广。尤其是同名诗句——"慈爱的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成为硅谷的民间传说，出现在硅谷及其创始人的各种历史中。

我这首诗的副本是从一本手册上撕下来的。你仍然可以看到技术规格图的模糊印记，它以排版的形式展开：

我在幻想,
（希望越早实现越好）
一个自动化的草地，
在那里，
动物和计算机，
在相互编程中，
和谐共存，
就如碧水，
倒映蓝天。
我在幻想，
（此时此刻！）
一个自动化的森林，
满是松树和电子元件，
群鹿悠闲地漫步，
走过计算机，
似乎那是野花，
绚烂绽放。
我在幻想，
（必须如此！）
一个自动化的生态，
在那里，我们无需劳动，
回归自然，
回到我们的动物兄弟身边，
慈爱的机器，
照管一切。

这是1967年的祈祷吗？这是对未来创造者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请求吗？一年后，世界看到的并不是旋转的花朵，但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和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联合年会的现场演示中，未来再次闪现。在90分钟的时间里，斯坦福研究所（SRI）的电气工程师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和他的团队（其中包括《全球概览》斯图尔特·布兰德作为摄影师）将展示一套被称为"在线计算"（on line computing）的技术——包括文字处理、版本控制、文件链接结构、实时协作、超文本、图形、窗口和鼠标。恩格尔巴特对计算技术如何增强人类的智慧和协作非常感兴趣，而不是建立人工智能；他构建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个人计算机，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区别。

那一刻，计算的未来突然清晰可见，对于那天聚集在房间里的近千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想要生活的未来。你现在还可以在网上看这个演示（The Mother of All Demos）——过去的现在和未来，就在那里。

1969年10月26日，美国电话公司AT&T连接了两台计算机——一台在斯坦福研究所（SRI）的恩格尔巴特那里，另一台在西海岸相距约570公里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未来又出现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他们开始输入“login”（登录）这个词，要求斯坦福研究所（SRI）报告每个字母的出现。

“你们看到L了吗？”（Do you see the L?）
“是的，我们看到了L。”
“你看到O了吗？”
“是的，我们看到O了。”

然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输入了字母G，系统就崩溃了。不知何故，恰如其分地，这就是互联网的开始。

在旧金山，“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在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举行；我想象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去了那里看到了另一个未来。

自从“控制论的意外发现”（Cybernetic Serendipity）和互联网在加州碰撞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整个世界从那个交叉点，从聚集在那里的人们的想象、沉默和愿景中建立起来。我们中的许多人曾经生活在那些世界中，并且理所当然地会对这些世界提出许多问题。

对我来说，我在硅谷的那个十字路口生活了将近3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968年和1969年诞生的公司里度过的。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想象中的控制论草原和森林并没有实现，现在看守我们的机器似乎缺乏爱的恩典。1956年承诺的人工智能并没有出现，技术革命也没有带领我们走向超越或者从全球的角度看问题。根据尼古拉·琼斯（Nicola Jones）为《自然》杂志撰写的2018年新闻专题报道（How to stop data centres from gobbling up the world’s electricity），全球数据中心每年消耗的电力超过200太瓦小时，这比一些国家的总用电量还要多，占全球电力需求的1%。同一份报告估计，整个信息和通信技术生态系统——"包括个人数字设备、移动电话网络和电视"——产生的排放量相当于全球排放量的2%，这与国际航空业相当。互联网呢？好了，说得够多了。但我还是被那些早期可能的未来，以及人们想象中的世界所困扰。而现在，当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建设未来时，我想知道我们的试金石和参考点是什么。

当我2017年回到澳大利亚时，我想建立其他的未来，并承认这个国家是我工作的起点，也是我现在再次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交叉点，找到新的方式来讲述科技和未来的故事——我想要一些不同的过去和一些不同的试金石。

布雷瓦里纳土著捕鱼陷阱（Brewarrina Aboriginal Fish Traps）

我第一次看到布雷瓦里纳土著捕鱼陷阱（Brewarrina Aboriginal Fish Traps）的照片是在《卫报》（Guardian）的一篇新闻文章上（The fish traps at Brewarrina are extraordinary and ancient structures. Why aren't they better protected?），这张照片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张19世纪末的黑白照片，显示了灰色石头在快速流动的河流上划出的长长的弧形线条。石头周围的水流在断点处变成了白色。虽然照片中没有人，但石头的排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为的，经久不衰的。这是一张地球上已知的最古老的人类建造技术系统的照片。虽然关于它的确切年代——4000年，10000年，40000年——仍然存在争论，但是对于它的复杂性和精密程度却没有任何争论。

那是2018年12月，一个熟悉的澳大利亚夏日——炎热、多风和无情的干燥——我找到了去Barwon河岸的路，那里靠近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边界，位于恩巴（Ngemba）人的土地上，我要去参观捕鱼陷阱。地面又硬又干，而且非常褐色：我们在2018年仍然处于干旱状态。没有什么标志或方向，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所处地方的重要性。它看起来也不太像照片上的样子，河水略带咸味，流动缓慢，杂草绿得惊人，堵塞了河流。

但你仍然可以看到从现代混凝土围堰上延伸下来的弧形石网——而且工程的规模非常大。考虑到许多石头被从河床中挖出来，被放入附近建筑物的地基中，或者被清理出来为划船腾出空间，这是一个缩小了许多的版本。但你还是不得不惊叹于它的规模，并想知道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全部搬到这里来的，建造这个要花多长时间，为什么我们在学校学过的澳大利亚工程和技术史中没有提到它。

这些用石头搭建的捕鱼陷阱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古老、最大的同类系统。当地的传统拥有者和管理者称它们为Ngunnhu，它们的图案是由一位名叫Baiame的祖先向其儿子们透露的。一代又一代的土著居民将这些石头摆成松散的曲线，沿着河道延伸，模仿渔网，让鱼儿困在河道不同高度的石头容器中。还有用石头围起来的围栏，用来把大大小小的鱼养在清澈凉爽的水里。这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是多个不同的土著民族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建立和分享仪式、礼仪和知识。这里仍然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方，当地土著社区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在这里捕鱼。这些捕鱼陷阱于2000年被列入新南威尔士州遗产名录，2005年被列入国家遗产名录。站在Barwon河畔，我开始思考，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捕鱼陷阱本身。而是这些陷阱所创造的系统，以及它们本身所嵌入的系统。这是一个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和保存的系统。这是一个需要协同和持续努力的系统。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既需要积累关于环境如何运作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水文和鱼类的知识，也积累了不断建立、维持和升级这个系统的承诺。

技术、文化和生态因素巩固了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个遗产地，而且是一个可以建立当代系统的知识基础。关于可持续性；关于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系统的想法；关于持续存在的系统的想法以及明确建立起来的持续存在的系统。为确保文化的延续性而建立的系统，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要投资的那种系统。这感觉就像是我们想要讲述的未来故事的轮廓。

迄今为止，我在硅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在这里，过去的未来和技术的故事被重新创造，许多过去的片段被抹去、重写或者只是被遗忘，未来的故事一直被讲述。

现在，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关于未来的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关注技术，而且关注这些技术所处的系统。专注于拥有这些系统的未来的机会——以及当前接近它们的方式——感觉既巨大又敏锐。在这个社会和生态模糊的、迷失方向和极度不安的时刻，我们可能需要破坏现在的方式，这感觉就特别重要。现在，我们与未来的联系似乎已经脱离了过去几十年的轨道，我们有机会进行改革。最终，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不同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让不同类型的人都参与进来，并从整体和批判性的角度来审视计算特别是先进技术所提出的诸多命题。

对我来说，布雷瓦里纳捕鱼陷阱（Brewarrina Fish Traps）是一种有力的方式，可以构架当前技术系统应该和可能如何展开。它们代表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我们可以在现在和过去瞥见这个未来，这个未来永远是，也永远会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关于未来的故事——关于人工智能，或任何一种故事——绝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它们是关于人的，是关于那些人找到自己的地方，那些他们可能称之为家的地方，以及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系统。

原文：Touching the future——Stories of systems, serendipity and grace，作者Genevieve 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