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加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旅居新加坡。我在新加坡的这座城市中度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虽然对于很多人而言半年时间并不长，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是近十年来在异地停留的最长时间。

历经漫长的战斗，新冠疫情这个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人类面临的第一Boss级的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城市也开始变得正常起来。虽然，对于整个世界的78亿人口而言，依旧有些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处境，但是现在在黑暗中已经可以望见一丝曙光，新冠疫苗的迅速研发、推广将帮助人类完成这次艰巨的挑战。

由于种种事件的发生，2020年可以被称为魔幻的一年。随着「挂机（AFK）」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拘谨并充满了挑战，互联网的发展也开始变得超乎寻常，带来的后果也好坏参半。

世界各地的政治也已经走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我不断地为许多政治派别的前景感到担忧，一些政客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们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过，与此同时，一些不寻常的黑暗角落正在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交通、医学、AI，当然还有区块链和加密领域，这些新技术的诞生可能会开启人类发展的新篇章。 

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要去的地方

因此，2020年是一个思考关键问题的绝佳时刻：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评估这个世界运转的模式？哪些看待、理解和推演世界运转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会更有用，哪些方式将不再那么有价值？哪些方式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但一直以来都是有价值的？

在本文中，我将给出一些自己的答案，虽然我的想法可能并不全面，但我会深入挖掘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而且，这些想法中，哪些是对现实变化的认识、哪些只是我自己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其实很难在二者之间划上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大多数情况是两者结合。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是对加密领域还是更广阔的领域而言，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经济学角色的转变 

一直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都是实物形式的「商品」：食品、制造业小零件、买卖的房屋等。实物资产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它们可以转让、销毁、买卖，但是不能复制。让一个人使用一个另一个人正在使用的物品是不现实的，许多物品只有在直接「消耗」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制作一个实物的十份复制版需要的资源可以看作是制作一份复制版的十倍（几乎是十倍，而且规模越大越接近）。但在互联网上，适用的规则却截然不同。在互联网上复制一次很简单，我可以十分便捷地复制一篇文章或一段代码，虽然写一篇文章或一段代码是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的。但是当一篇文章或一段代码完成后，无数人可以下载并使用，它们并不是「消耗品」，虽然之后可能会被更好的产品所取代，但在被取代之前，它们可以永远地为人们提供价值。 

在互联网中，「公共商品」占据着主要位置。当然，互联网中也有私人商品，特别是以个人稀缺的专注度和事件以及虚拟资产形式存在的商品。但是总体而言，互联网中的大部分商品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的。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所谓的「多」很少能轻易地映射到我们传统的一对多互动结构中，如公司、城市或国家；相反，这些公共产品通常是在全世界广泛分散的人群中被公开使用的。 

许多服务于广泛人群的在线平台需要被治理，以决定其功能、内容审查政策或其他对其用户社区十分重要的措施。但是在这些平台，用户社区很少清晰地映射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当Twitter经常成为美国政客和地缘政治对手代表之间公开辩论的平台时，美国政府如何治理Twitter才算公平？但显然，治理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在线服务的兴趣所在。尽管物理世界中的商品，如食物、房屋、医疗、交通等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但这些商品的改进甚至比以往更依赖于技术，而技术进步确实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 

在以太坊生态中，由最近的Gitcoin四轮融资资助的重要公共产品的例子。开源软件生态系统，包括区块链，都极大地依赖于公共产品。 

但同时，经济学本身似乎也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不太有力的工具。在2020年的所有挑战中，有多少可以通过观察供求曲线来理解呢？ 

一种方法是通过观察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19世纪，这两者经常被看作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学科叫做「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两者被分割开来。但在21世纪，「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起来。政府的行为更像市场行为者，而公司的行为更像政府。

我们看到这种融合也开始发生在在加密领域，研究者们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地将焦点转向治理的挑战。五年前，加密领域正在探索的主要经济议题与共识理论有关。这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可操作的经济学问题，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场合获得优质的清晰的结果，比如自私挖矿论文。一些主观性的观点（比如量化去中心化）是存在的，但它们很容易被封装起来，与机制设计的形式化数学分开处理。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区块链上诞生了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协议和DAO，同时也看到了区块链内部的治理挑战。比如：BCH 是否应该将其区块奖励的12.5% 重新用于支付给开发者团队？如果是这样，谁来决定这个开发者团队是谁？Zcash是否应该将其20% 的开发者奖励再延长四年？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经济学分析，但是分析不可避免地会长时间处于协调的状态，不断的调整，「谢林点（Schelling points）」和「合法性（legitimacy）」这些概念用数字来表达要困难得多。所以，需要一门混合学科，将形式上的数学推理与人文推理的柔和风格结合起来。 

我们想要数字化国家，但我们得到的是数字主义。

从2014年左右开始，我在加密领域相当早地开始关注了一个最迷人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是如何迅速地开始复制整个世界的政治模式的。我的意思并不只是在一些广泛的抽象意义上，即「人们正在形成部落并相互攻击」，我的意思是相似性，这些相似之处的深刻与具体令人惊讶。 

先讲一个故事。从2009年到2013年左右，比特币世界是一个相对纯真快乐的地方。社区在迅速发展，价格在不断上涨，关于区块大小或长期方向的分歧虽然存在，但主要是学术性的，与帮助比特币成长和繁荣的共同大目标相比，这些分歧微不足道也没有人会一直揪着不放。 

但在2014年，分裂开始出现。比特币区块链上的交易量达到了每块250千字节，并不断上升，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区块链使用量限制在提升之前可能真的会达到1MB限制的担忧。非比特币区块链在这之前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小配角，但是从那时起突然间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太坊可以说是这些区块链中的领跑者。 

而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此前被隐藏在平静的表象下的分歧突然炸开了锅。「比特币至上主义」的理念是，加密领域的目标不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加密货币生态系统，而应该只包括比特币。这个理念从一个小众的好奇心，发展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愤怒的运动，Dominic Williams 和我很快看清了它的本质，并给它取了「比特币至上主义」这个名字。它主张不管交易费用有多高，都应该非常缓慢地增加区块规模，甚至永远不要增加区块规模的小区块理念开始扎根。

比特币内部的分歧很快就会变成一场全面的内战。Theymos是Reddit 论坛上话题板块/r/bitcoin subreddit的主要运营者之一，他也是其他几个关键的公共比特币讨论空间的运营者，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采取了极端的审查制度，将他（倾向于小区块的）观点强加给社区。 

作为回应，大区块支持者们转移到一个新的话题论坛上/r/btc。一些人勇敢地试图用外交会议来化解紧张局势，包括在香港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外交会议，并达成了一个似乎的共识，不过一年后，小区块派最终会背弃了协议。到了2017年，大区块派系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同年8月，他们进行了分叉，在各自独立的比特币区块链延续上实现自己的愿景，他们称之为「比特币现金」（代币BCH）。（律动注：关于比特币第一次硬分叉历史，可查看相关文章《比特币分叉往事》） 

社区的分裂是混乱的，从分叉后的沟通渠道的分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r/bitcoin 由比特币（BTC）的支持者控制。 /r/btc 由比特币现金（BCH）的支持者控制。Bitcoin.org被比特币（BTC）的支持者控制。Bitcoin.com则被比特币现金（BCH）的支持者控制。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比特币。结果看起来非常类似于那些时常发生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成两半的内战，双方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名字自称，不同的只是每一方的名字都是「民主」、「人民」和「共和」这些名词的不同搭配。双方都没有能力消灭对方，当然也没有更高的权力机构来裁决这场争端。

上图展示了主要的比特币分叉历史事件，这个数据截至 2020 年，还不包括 Bitcoin Diamond, Bitcoin Rhodium, Bitcoin Private, 或任何其他长长的其他一些分叉后并不太出名的比特币分叉项目，不过我强烈建议你完全忽略这些分叉，或者卖掉他们（也许你也应该卖掉上面列出的一些分叉，例如 BSV 绝对是个骗局！） 

大约在同一时间，以太坊也发生了混乱的分裂，以DAO分叉的形式出现，这是对以太坊上第一个主要智能合约应用中超过5000万美元盗窃事件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解决方案。就像在比特币事件中一样，先是内部的纷争，虽然只持续了四个星期，然后是区块链分叉，紧接着出现了两条链，以太坊（ETH）和以太坊经典（ETC）。命名的纠纷和比特币一样有趣：以太坊基金会在Twitter上持有ethereumproject这个账户，但以太坊经典的支持者在Github上持有ethereumproject。 

一些以太坊方面的人会认为，以太坊经典的「真正」支持者很少，整个事件主要是比特币支持者的社交攻击：要么支持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以太坊版本，要么造成混乱，直接摧毁以太坊。我自己在一开始也有些相信这些说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说法被过度夸大了。虽然一些比特币的支持者确实曾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塑造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许多冲突中的情况一样，「外人干涉」这张牌是许多以太坊支持者（某种程度上包括我自己）下意识地用来屏蔽自己的心理防线，因为我们自己社区内的许多人确实有不同的价值观。幸运的是，这两个项目之间的关系后来有所改善，部分得益于Virgil Griffith 出色的交际技巧，以太坊经典的开发者甚至同意转移到了另一个Github 页面。 

内斗、联盟、集团、与内斗参与者结盟，这些你都可以在加密领域里看到。虽然幸运的是，这些冲突都是虚拟的、在线的，没有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种事情往往会带来的极其有害的人身后果。 

那么，我们能从这些事情中学到什么呢？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如果像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冲突、宗教之间的冲突以及纯数字加密货币内部和之间的关系这样迥然不同的情境中，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或许就是人性中不可磨灭的外显现象，有些东西比起通过改变我们组织什么样的群体来解决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们应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样的情况会在很多场合继续上演。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区分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那些促使我们战斗的能量也促使我们做出贡献。 

到底是什么在激励着我们？ 

2000年代的一个重要知识背景是认识到非金钱动机的重要性。人们的动机不仅仅是在工作中赚取尽可能多的金钱，在家庭生活中从金钱中获取享受；即使在工作中，我们的动机也来自于社会地位、荣誉、利他主义、互惠、贡献感、对什么是好的和有价值的不同社会观念等等。 

这些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可以衡量的。举个例子，请看瑞士的这项关于不道德工作补偿差额的研究：如果一份工作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雇主要额外支付多少钱才能说服某人去做这份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一份工作被广泛认为是不道德的，你需要给员工支付几乎两倍的工资，他们才会愿意做这份工作。根据个人经验，我甚至认为两倍工资也是被低估了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一流的工人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也不会愿意为一家他们认为对世界不利的公司工作。

难以量化的「工作」（比如口碑营销）也有类似的影响：如果人们认为一个项目好，他们就会免费做，如果觉得不好，他们就根本不会做。这也很有可能是为什么那些筹集了大量资金却不择手段的区块链项目，甚至只是企业控制的以盈利为目的的「VC 链」往往会失败的原因：即使是手握10亿美元，也无法与一个有灵魂的项目竞争。

也就是说，在几个方面对这个事实过于理想化是可能的。 

首先，虽然这种去中心化的、非市场的、非政府的、社会认知良好的项目的补贴是巨大的，可能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几十万亿美元，但它的影响不是无限的。如果一个开发者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纯粹的意识形态」每年赚3万美元，另一种是通过在项目中插入一个不必要的代币来获得3000万美元的IC0，他们会选择后者。 

其次，理想主义动机的动机是不均衡的。Rick Falkvinge 的 Swarmwise通过指出政治激进主义作为一个关键的例子，强调了去中心化的非市场组织的可能性。而这是事实，政治活动主义不需要获得报酬。但时间较长、比较辛苦的任务，甚至是像做好用户界面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内在激励的了。所以如果过于依赖内在动机，就会出现一些任务超额完成，而另一些任务完成不好，甚至完全忽略的项目。 

第三，人们对工作内在吸引力的认知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被操控。 

对我来说，从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文化的重要性 (以及那个极其重要的词语「叙事（narrative）」，这个词已经被加密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不幸地毁掉了)。如果一个项目拥有很高的道德地位，就相当于该项目拥有两倍甚至更多的资金，那么文化和叙事就是极其强大的力量，指挥着相当于几十万亿美元的价值。而这甚至还没有涵盖这种概念在塑造我们对合法性和协调性的认知方面的作用。 

所以任何影响文化的东西都会对世界和人们的经济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各种行为体系统地、有意识地做出越来越复杂的努力。这就是非货币性社会动机重要性的黑暗结论：它们为战争的永久边界和最后边界创造了战场，幸运的是，这场战争通常不是致命的，但不幸的是不可能为其制定和平条约，因为要决定什么才算得上是一场战争，文化战争是多么的主观。 

大XXX形态一直存在 

20世纪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庞大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争论——两者的排列方式各不相同:老大哥、大银行、科技巨头，它们也不时出现在舞台上。在这种环境下，伟大的意识形态通常被定义为试图废除他们不喜欢的各种大 XXX：比如以公司为中心的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对政府的影响等等等。

回顾2020年，人们可能会问：哪些伟大的意识形态成功了，哪些失败了?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具体的例子:1996年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厌倦的由肉体和钢铁组成的巨人，我来自思想的新家园——网络空间。代表未来，我请求过去的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们了。我们不欢迎你。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以及有着类似精神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 

「计算机技术即将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以完全匿名的方式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能力。两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另一个人的真实姓名或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交换信息、进行业务谈判和签署电子合同。通过对加密包和防篡改盒的广泛重新路由，网络上的交互将是不可追踪的，这些加密包和防篡改盒以近乎完美的保证来实现加密协议，防止任何篡改。」 

声誉将是至关重要的，在交易中甚至比今天的信用评级重要得多。这些发展将完全改变政府监管的性质，税收和控制经济互动的能力，保密信息的能力，甚至将改变信任和声誉的性质。 

这些预测进展如何? 答案很有趣:我想说的是，他们在一个方面成功了，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失败了。 

那么成功是什么? 我们通过网络来进行各种交互，我们有强大的密码学，即使是国家行为者也很难打破这一点。我们甚至拥有强大的加密货币，其智能合约功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零知识证明向匿名的声誉系统发展。什么失败了? 政府并没有消失。 

那么什么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呢? 

也许最有趣的情节转折是，这两种力量多数情况下其实是相互的。总的来说，他们并不像死敌一样行事，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正在认真地寻找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以及新形式的加密信任友好的方法。 

我们在2020年看到的是：大政府一如既往的强大，但大企业也一如既往的强大。「大型抗议者们」也一如既往地强大，大型科技公司也是如此，或许很快大型密码学也会如此。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丛林，在许多复杂的角色之间有一种不安的和平。 

如果你把成功定义为其中一种强有力的行为者消失或者说消失的甚至还得是你不喜欢的那一类行为者的话，你很可能会失望地离开21世纪。但如果你更多地通过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没有发生什么来定义成功，并且你也能接受不完美的结果，那么你就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 

在茂密的丛林中茁壮成长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世界: 

• 一对一的交互不那么重要，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互更重要。

• 环境要混乱得多，很难用干净而简单的方程建模。多对多的交互遵循着奇怪的规则，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规则。

• 环境是密集的，不同类别的有权势的角色被迫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太方便。我从小就学习经济学，它专注于分析简单的物理对象和买卖，而现在，我不得不与这样一个世界作斗争，在这个世界里，这种分析虽然不是说完全无关紧要，但却明显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过渡总是充满挑战的。

事实上，对于那些认为转型并不具有挑战性的人来说，转型才是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认为转型只是证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如果你现在仍在按照2009年创作的剧本行事 (当时，金融危机是人们脑海中最近的关键事件)，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过去10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你错过了。一个结束了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死亡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世界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将发挥重要作用，原因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与文化力量和任何金融力量都有很大关系 (加密货币是最被低估的大牛领域之一，我一直认为黄金的价值不高，而年轻一代意识到这件事了，那么他们手中的9万亿美元必须有个新去处）。

同样，复杂的力量也会让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变得有用。可以很容易地说，使用中心化服务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任何应用程序。但在实践中，社会协调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大家不愿意加入一个甚至被认为是非中立的体系，或者说对第三方的持续依赖的体现，这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因此，声称要取代区块链的各种中心化、甚至基于联盟的方法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愚蠢和低效的」基于区块链的公共解决方案只是静静地向前发展，并获得实际采用。 

最后，这是一个有非常多学科的世界，很难把它分解成不同的层并分别分析每一层。你可能需要在某个层面中间就从一种分析风格转换到另一种分析风格。事情的发生总是出于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原因，总是有惊喜。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适应它?

原文标题：《Endnotes on 2020: Crypto and Beyond》

害怕核战争的人们，如何在冷战期间推动了互联网的诞生？

原文：How nuclear fears helped inspire creation of the internet 

雪伦·温伯格（Sharon Weinberger）是专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作者，平时主要关注科学和技术问题。目前她在 The Intercept 网站担任国家安全题材文章的编辑。她曾经在《自然》杂志、《华盛顿邮报杂志》、《Slate》杂志、《发现》杂志等媒体发表文章。今年，她刚刚出版了新书《幻想战争的人：能改变世界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 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 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我们有大麻烦了。”1962 年 10 月 16 日清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对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俗称鲍比）说。

几个小时后，罗伯特·肯尼迪看到了一幅由 U-2 高空侦察机在古巴拍摄的照片。此时他坐在白宫里，身边围绕着一群致力于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政府官员。他按捺不住火气，爆出了粗口：“这帮狗娘养的俄国人！”

侦察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发射装置。CIA 使用一台体积巨大的电脑（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计算苏联导弹的具体参数和打击能力。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不安的结论：古巴部署的苏联导弹射程超过 1000 英里，只需要飞行 13 分钟便可攻击华盛顿特区。一场持续将近两周的危机就此爆发。随着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对峙愈演愈烈，美国军方宣布进入 DEFCON 2 备战状态。DEFCON 1 备战状态意味着核战争的开始，而 DEFCON 2 备战状态意味着人类距离世界末日只有一步之遥。

政府和军方官员希望获得关于古巴导弹的实时信息，于是人们第一次在美苏冲突期间启用了像美国空军 IBM 473L 这样的电脑。这批设备能处理大量实时信息，为应该如何部署军事力量这样的关键决策提供帮助。然而即便电脑的普及性越来越高，军方指挥官之间共享信息时仍存在时间滞差。当时，在相互连接的电脑之间传递信息的理念尚未问世。

十三天随时可能遭受导弹袭击的混乱对峙之后，苏联终于同意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人们成功避免了核战的爆发，但古巴导弹危机的僵局也暴露了美国指挥和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现代战争有着极强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实时共享信息，你又如何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核武器呢？然而大多数美军高级将领还不知道，一位级别相对并不高的科学家刚刚来到五角大楼。他就是为了解决信息实时共享问题而来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五角大楼历史上最著名的计划。这个方案不仅彻底改变了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模式，更是给现代计算机产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片来自 YouTube

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约瑟夫·卡尔·罗伯纳特·利克莱德（Joseph Carl Robnett Licklider，简称 JCR，朋友们都叫他利克）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五角大楼中，大部分官僚的办公室布局很有讲究：你的重要性越高，办公室距离国防部长就越近。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 ARPA）将利克莱德的办公室安排在五角大楼远离窗户的核心 D‑Ring 区域。听闻此消息后，利克莱德倍感欣慰，因为他终于可以安静的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有一次，利克莱德邀请 ARPA 的员工去位于五角大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万豪酒店参加会议。会上，他将展示未来人们如何利用电脑获取信息。作为交互式计算机处理技术的首席倡导者，利克莱德首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在他眼中，未来的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台电脑。会议上，他努力向来宾们展示两方面的内容：未来的人们是如何直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以及所有的计算机是如何连接在一起。另外，他还极具预见性的展示了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的概念。实际上直到若干年后，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才真正出现在世界上。

利克莱德在 ARPA 内部组织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却说服力十足的辩论会，一举为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计算机网络最终慢慢发展完善，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互联网。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计算机网络？真相纷繁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的起源与五角大楼对战争问题（指挥管理能力有限、核战一触即发）的浓厚兴趣密不可分。ARPA 建立于 1958 年，旨在帮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赶超苏联。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它的职能已经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指挥和管理领域。如果不是军队有发动战争的需求，互联网很可能就不会诞生，或者说至少不会诞生在 ARPA 手中。要想追寻计算机网络在 ARPA 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五角大楼最初雇利克莱德这样的人才背后隐藏的原因和目的。

一切从洗脑活动开始。

1953年，贝茜·迪肯森（Bessie Dickenson）站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大声呼喊：“儿子！儿子！上帝保佑你！”。此时，三年多未见面的儿子正缓缓走下飞机。母子二人的重逢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年仅 23 岁的爱德华·迪肯森（Edward Dickenson）便因与敌人合作而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其他二十多个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一样，迪肯森最初选择留在朝鲜，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共产主义者决定。不过此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返回美国。刚回来时，迪肯森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没过多久，人们开始称他是叛徒。在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坚称出生在弗吉尼亚州 Cracker’s Neck 镇（听起来好像小说虚构地名一般）的迪肯森只是一个年轻单纯的乡村男孩。在被敌军关押期间，他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洗脑。由八位官员组成的陪审团对这套说辞无动于衷。他们最终认定迪肯森有罪，而法官决定判处迪肯森十年有期徒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洗脑”还是一个新兴名词。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曾经做过间谍，后来转行当了记者。他是“洗脑”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在他笔下，“洗脑”这种危险的新型武器具备动摇影响人们思想的强大能力。亨特声称共产主义者早就开始了洗脑工作，但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1958 年，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会议上说：“三分之一的美军战俘以某种方式与共产主义者开展合作，他们要么成为线人，要么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者。这就是洗脑战术带来的结果。”亨特还表示，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战场上已经远远走在美国人的前面。

1959 年，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最新小说《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十分畅销。在这部作品中，一个出生于杰出家庭的男孩成为了敌军战俘。接受了暗杀训练后，他重返美国后，成为一名潜伏特工。这个理念在今天都颇有市场。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第一季描写的就是一位被基地组织“转化”了的美军战俘。康登的小说出版后，洗脑迅速成为人民群众想象中强大的思想武器。

图片来自《 国土安全》剧照

不管洗脑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思想领域的战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成为了各国关注的重中之重。五角大楼也开始对洗脑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和研究。美苏双方都加入到一场意识形态和心理领域的战争之中。冷战期间，五角大楼充分利用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研发了很多武器设备。如今，他们也迫切的想要最大程度开发人类行为学的潜力。为此五角大楼向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译者注）的高级委员会提出委托，要求该委员会向自己提供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最佳行动方案。

1959 年，史密森学会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Research Group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成立。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长期研究计划领域向五角大楼提供建议。虽然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完整版研究报告属于高度机密，但该委员会的领导者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还是在 1962 年的论文《在国防领域使用人类行为学知识》（Toward a Technology of Human Behaviour for Defence Use）中公开了一些发现。在这篇文章中，布雷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心理学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任何一场时间足够长的战争中，我们都会见到“特殊战场”、游击战和思想渗透。敌人将努力策反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我军被俘人员也会遭遇敌军的“洗脑”。军方必须做好准备，能够帮助杂乱无章的平民恢复信念和凝聚力。同时，我们的军队也要具备动摇敌方民众忠诚和信心的能力。

冷战期间，心理学很快成为了军方的宠儿。艾伦·赫尔曼（Ellen Herman）对美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后，于 1995 年在《美国心理学传奇发展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中写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国防部已经把手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预算都用在了心理学领域。每年他们要在心理学研究上投入大概 1500 万美元的费用。这比二战前军方所有研发项目的总预算还多。”当然史密森学会的推荐方案不只洗脑这么简单，国防部也不仅仅是对洗脑感兴趣。布雷写了大量申请，比如《说服力和动机》（persuasion and motivation）和《计算机的作用：科学的人机系统》（as a man-machine, scientist-computer system）。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最终向五角大楼国防研究和工程部门主管提议：ARPA 应该开展一个综合性项目，既利用人类行为学知识，又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

认真研究之后，国防部的官员最终将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的想法划分成两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并委派 ARPA 开展实施。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人类行为科学领域，内容包括洗脑过程中的心理学分析和建立人类社会的定量模型等；另一个项目的重点是利用计算机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

虽然国防部将 ARPA 的指挥和管理项目以及人类行为学项目当作两个独立的科研项目，但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档案却清晰显示出委员会成员们的看法：ARPA 两个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其实具有密切相关性。不管是人机交流互动还是人与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两个项目都将根据人类的行为开发出一门新的学科。要说领导这两个双子星式的科研项目，有谁能比一群对电脑兴致勃勃的心理学家做得更好呢？

利克莱德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心理学家，曾在马萨诸塞州的科技公司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任职。1961 年 5 月 24 日，ARPA 正式邀请他加入旗下的“行为学委员会”（Behavioural Sciences Council）。开始上班之前，ARPA 告知他说这份工作任务繁重且极其消耗精力。与同时代的大部分政府职位一样，利克莱德的待遇也不会太优厚。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在 1.4 万美元到 1.7 万美元之间。

利克莱德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也就是声音感知。但是在麻省理工大学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研究如何保护美国免受苏联轰炸机袭击期间，他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在林肯实验室期间，利克莱德开始参与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 ，简称 SAGE）项目之中。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冷战期间美国设计的电脑系统，能够将二十三个防空基地连接起来。如此一来，所有防空设施便在苏联轰炸美国时协调一致的跟踪苏联轰炸机。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能够计算出应对即将来袭苏联轰炸机的最佳响应方式，但它仍然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和控制。本质上而言，它是美国为核战末日研发的决策工具。与此同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也掀起了一阵流行文化狂潮。此后数十年中，人们脑海中末日计算机的概念大多来源于此。《战争游戏》（WarGames）和《终结者》系列等电影就是其中的代表。

图片来自 《WarGames》 剧照

等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部署使用时，洲际弹道导弹也横空出世。相比之下，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几乎算的上是过时的废旧产品。但是对于利克莱德这样参与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的科学家来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们看到计算机的方式。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问世之前，人们眼中的计算机是使用整批处理技术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人们一次只能输入一个程序（通常用打孔卡完成输入），然后计算机便会完成计算并“吐出”答案。因此有人需要每天蹲守在计算机前，频繁与它完成交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高深莫测且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出现之后，操作人员第一次有了能以视觉方式显示信息的独立控制台。更重要的是，操作人员能够利用各种按钮和光笔（light pen，又称光电笔，用光线和光电管将特殊形式的数据读入计算机系统的一种装置，其外形类似钢笔，故通称光笔——译者注）直接与控制台互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具备交互式计算处理能力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直接下达指令，多个用户也可以利用分时系统同时操控一台计算机。

根据自己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利克莱德预测了现代交互式计算机的模样：未来的人们不必再步入巨大房间内，将打孔卡放入机器然后等待运算结果。相反，人们可以在自己桌面上的个人控制台里完成各项工作。在我们眼中，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人们来说，这幅画面简直意味着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体积庞大且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设备，通常坐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或者政府办公楼内。另外，当时的电脑主要用于特别的军事项目。利克莱德对未来的展望意味着人们将放弃整批处理技术——也就是一台计算机只能供一个用户使用，一次只能完成一项任务。相反，利克莱德认为未来坐在远程控制台前的许多计算机用户将能同时向一台计算机输入信息。与此同时，未来的计算机也能几乎同时执行各项不同的任务。

1957 年，利克莱德发表了论文《真正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对人机系统的思考》（The Truly SAGE System; or, Toward a Man-Machine System for Thinking）。这是第一篇描述全新计算机发展模式轮廓的文章。很多科学家都想要改变计算机的运算处理技术，利克莱德的文章使他成为了这群科学家中的领导人物。1960 年，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名叫《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从文章开头就看得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脑科学家的作品：

只有无花果小黄蜂（Blastophaga grossorun）才能帮助无花果树完成授粉。这种昆虫的幼体生活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它们也能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找到食物。如此一来，无花果树和无花果小黄蜂便对彼此有着严重的依赖：没有无花果小黄蜂，无花果树就不能结出果实；没有无花果树，无花果小黄蜂也不能获得食物。两者的结合不仅能使彼此生存下去，更能创造一种高产且生机勃勃的合作关系。“两个不同的生物体以亲密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甚至结成紧密的联盟”，这种合作模式就叫共生。

从本质上而言，当年采用的整批处理技术的电脑和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有着巨大区别。当然，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和顽固不化的人工智能（AI）狂热分子的设想截然不同。在这些人工智能狂热分子眼中，能思考的电脑才是未来发展的希望。利克莱德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远比人们当年的设想要高级很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人机共生关系将对其中的一个临时性过渡时期起到影响作用。他设想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使用计算机构成的网络。所有计算机通过宽带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而个人用户则可以使用专线服务与其他计算机保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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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的应用程序肯定是利克莱德眼中的重点项目。毕竟启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军方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而他在论文中也着重探讨了解决军队指挥官需求的方式。然而，利克莱德的视角也很广阔：他在论文中也提到了需要快速做出决策的企业领导者和需要将馆藏图书整合在一起的图书管理员。利克莱德想让人们知道，他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任何一个特定的电脑程序，而是人机互动模式的彻底变革。个人控制台、分时系统、计算机联网…他的论文基本上清楚地构建出现代互联网的基础和支柱。

但是在当时，利克莱德的想法还只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遥远未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支持这种人机交互模式的底层技术。1962 年，ARPA 给利克莱德提供的是一份工资低、压力大的工作。当时的 ARPA 刚刚成立不到四年，一切都还不甚明朗。ARPA 的所有员工都是临时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在几年之后离职。利克莱德同意先干一年，因为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理想中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

利克莱德提出计算机网络概念的同一年（即 1960 年——译者注），加州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分析师保罗·巴兰（Paul Baran）发表了论文《使用不可靠网络中继器节点的可靠数字通信系统》（Reliabl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Using Unreliable Network Repeater Nodes）。在这篇文章里，巴兰提出利用多余的通信网络来确保美国在遭遇第一波攻击后依旧能够发射自己的核武器。与利克莱德一样，巴兰的想法与现代互联网的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多年之后人们开始探索互联网的起源时，一场争论爆发了：按理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想要认定某个人的某个观点是互联网的起源很难，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太多人在思考计算机网络化这个问题。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究竟何人将纸面上理论切实转化成了具体详细的现实。兰德公司可能是互联网的起源。相比于研究机构而言，兰德公司更像是一个智库。同时，该公司还兼具了 ARPA 的灵活性。美国空军委托兰德公司处理宽泛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兰德公司也给予员工伟大的知识自由，允许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二十世纪几个顶尖的核理论家都曾在兰德公司任职，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战争高潮”（wargasm，卡恩自创词汇，指的是核战全面爆发）问题上的观点使他成为讽刺漫画家笔下最好的素材。

巴兰则一直在寻找核战争的实际解决方案。他和兰德公司的同事在 1960 年开展模拟实验，为的就是测试美国在遭受核攻击之后通信系统的恢复能力。2001 年接受《连线》杂志（Wired）采访时，他回忆道：“我们利用不同级别的冗余构建起像渔网一样的网络。能用最少数量的线路将所有节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是第一级别冗余的网络。比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使用线路数多出一倍的是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以此类推，我们就得到了第三级别和第四级别的冗余网络。接着我们用随机攻击破坏网络连接。”

试着把通信网络想象成一系列节点。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只有一条连接线路且该线路被核攻击所摧毁，通信便会中断。如果每个节点和其他节点之间都由多条线路连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备用通信线路。即便某些节点与通信网络断开，通信还是可以继续。巴兰要解决的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多少冗余连接才足够保持通信网络的通畅？模拟通信网络受到攻击的情况后，巴兰和同事有了发现：第三级别冗余网络的稳定性最强。换言之，当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三条线路相连时，整体网络在核攻击之后保持功能完整的可能性最高。巴兰说：“如果敌人摧毁了目标的 50%、60%、70%，甚至更多，整体网络还是可以正常运作。”

巴兰此后解释称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充满忧虑。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对峙一方有能力在遭受核攻击之后保持还击的能力，另一方想要先发制人的诱惑力便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双方仅仅利用核武器威慑对方但却不发生真正交火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他说：“从结构角度来看，早期的导弹控制系统都不是很完善。因此美苏双方都有可能错误理解对方的行动，进而首先发动核打击。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战略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强的生存适应性，手握还击能力的我们便能更好的经受住对方的打击，并确保遭遇攻击之后依旧运转正常。这使得我们能在对峙之中处于更加稳定的优势地位。”

模拟信号网络传输信号时会降低信号的强度，因此巴兰的理论只有在数字化网络中才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全新理念。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仅凭自身实力，兰德公司无法构建起巴兰设想中的系统。巴兰戏称兰德公司“只做研究，不做开发”，看来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兰德公司无力构建这样的网络，但美国空军能做到，而且空军的高级指挥官对巴兰的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就在项目开展之前，官僚机构的重组使得该项目落入了国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之手。国防通信局是一个非常平庸无能的国防部附属机构，他们只愿意用模拟信号网络测试巴兰的设想。巴兰觉得与其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活活搞砸，不如抓紧终结项目。他说：“我拔掉了所有设备的电源插头。这样的项目没有任何存在意义。我希望更有能力的机构组织能在将来重启我的项目。”几年之后，更有能力的组织机构出现了——它就是 ARPA。

利克莱德来 ARPA 工作的那个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差点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核战争。在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眼里，ARPA 在指挥和控制领域的研究明显应该围绕核武器展开。时任 ARPA 副局长的威廉·哥德尔（William Godel）回忆说，ARPA 的新任务应该是寻找“镜像计划”（Looking Glass）的替代方案。镜像计划是美军“核战末日”号飞机的代码，这架飞机全天候在空中处于警戒执勤状态（为了确保能在地面通讯和指挥系统全毁的情况时下达核打击指令，美国在一些 EC-135 飞机复制了整套的核武器指挥和通讯系统。一旦地面指挥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架飞机将成为空中指挥中心，自动获得实施核打击的权限。冷战期间，美军每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在空中执勤——译者注）。时任国防研究和工程主管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认为，他给 ARPA 安排的任务就是处理与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有关的各种问题。

布朗亲自书写了任务指令。他回忆说，自己当初受到了副手罗伯特·普里姆（Robert Prim）的影响。普里姆是来自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数学家，一直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技术上。在他的领导之下，国防部最终研发出名叫“行动授权链接”（Permissive Action Links）的核武器安全装置。国防部在军队项目上的研发速度一直令他不满，因此他决定安排 ARPA 开展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研究。他希望 ARPA 最后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1962 年秋天，美国对更优秀核武器控制设备的需求突然增大。到岗仅仅几周之后，利克莱德便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Hot Springs）参加了一个由空军赞助的会议。会议围绕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展开，而古巴导弹危机则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

不过会议有些死气沉沉，与会者没有提出任何有创意的想法。坐火车回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利克莱德与 MIT 教授罗伯特·法诺（Robert Fano）聊的很投机。很快，火车上的另外一群计算机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利克莱德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要想建立更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首先要构建用于人机交互的全新的框架。

利克莱德很清楚，国防部想要的是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在一份计算机网络的早期说明文件中，他提到将计算机连接起来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连接起来的计算机将成为尚处发展初期的国家军事指挥系统（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系统的作用正是控制核武器。不过，利克莱德的真正想法却更为宏大。杰克·瑞纳（Jack Ruina）是当时的 ARPA 局长，而尤金·富比尼（Eugene Fubini）则是布朗的副手之一。在与二人的会面上，利克莱德着重介绍了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改进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技术身上，而是想要改变人们与电脑的合作模式。他说：“如果敌方摧毁了我们的通讯和指挥系统，我们就不得不在战争中重新编写所需要的程序。那时候谁有能力指挥领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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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上任的 ARPA 研究项目经理，利克莱德决定向人们证明一个问题：相比于单纯研发一台控制核武器的电脑而言，构建完整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每次遇到喜欢谈论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国防部官员，利克莱德都会讲对话的重点引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说：“我知道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官员们都认为我是指挥和控制办公室（Command and Control Office）的负责人。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和他们介绍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我想这样发展一段时间，他们最终会认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研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

国防部的官员们不是很理解利克莱德介绍的技术，但他们觉得利克莱德的理念听起来很有意思。瑞纳局长也这么认为。或者说至少他认为利克莱德非常聪明，而具体的技术细节不那么重要。瑞纳说：“每次国防部长找我，他从来都不想了解什么计算机科学成果。他要看的是弹道导弹防御领域或者核试验侦测领域的进展。所以这些才是重中之重。相比之下，利克莱德的交互式计算机只能算不重要但却比较有趣的‘副业’罢了。”

这样的大环境就算是很不错了。在刚成立不久的 ARPA，像利克莱德这样的新人创造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办公室文化。项目经理则拥有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可以创建和国防部宏观目标勉强有一点相关性的各类研究项目。利克莱德领导的最有雄心的项目是 Project MAC。其中MAC是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Aided Cognition）或者多用户计算机（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缩写。根据项目安排，ARPA 将与 MIT 在广泛领域上开展合作，整体预算则为 200 万美元。Project MAC 涉及到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的方方面面，从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到分时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可谓一应俱全。ARPA 给予 MIT 研究自主权，规定 MIT 只要将研究经费用在既定目标领域便可自由发挥。

相比于声誉来说，利克莱德更看重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愿意冒着风险启用更多不知名的科学家，比如来自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完成研究项目的全面布局之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研究院、兰德公司、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Tech，后来与梅隆工业研究院合并组成如今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译者注）、兰德公司和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优秀人才全都汇聚在利克莱德手下。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大胆任用每一个有能力的人。

1963 年 4 月，刚刚加入 ARPA 半年的利克莱德匆忙完成了一份发送给所有使用他项目资金进行研究科学家的六页备忘录。后来，这份文件成为他在 ARPA 供职期间的经典作品之一。利克莱德称备忘录的收件人是“如星系一般连接在一起计算机网络项目的成员和相关机构”。通过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他让所有参与这次 ARPA 资助项目的研究人员明白自己是有着相同目标广泛团体中的一员：

在这个极端的时刻，我们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科幻作家经常谈到问题——如何才能与完全不相关的“智人”进行交流通讯？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研发综合性网络依旧是有趣且重要的事情。如果想要把我模糊概念中的这个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我们需要最少四台大型计算机、六到八台小型计算机、大量磁盘文件和磁带。当然，远程控制台和电传打字机基站也是必不可少。所有这些设备开足马力，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出计算机网络。

这是利克莱德对自己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未来规划的最清晰的阐述。在 1963 年，宏大的规划和美好的愿景便已足够。因为那时利克莱德领导开展的主要是基础性研究，而不是搭建真正的计算机网络。不过缺乏关键性成果的早期研究也存在弊端，因为当时国防部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电脑的巨大潜力。瑞纳在 1963 年离开 ARPA，其继任者是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罗伯特·斯普罗尔（Robert Sproull）。这位新局长差点关停利克莱德的整个项目。ARPA 全盛时期负责管理太空项目，手上有五亿美元左右的预算。但是全盛期一过，ARPA 的经费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被削减了几乎一半——只剩下 2.74 亿美元的研发预算。

斯普罗尔接到上级指令，要将 ARPA 的预算再减少 1500 万美元。他立即开始寻找在过去两年中没有什么实质成果的研究项目，结果利克莱德的计算机项目位列榜首。这位 ARPA 的新掌门人差点就将发展中的计算机网络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项目关停的危险，利克莱德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镇静。他对局长说：“好吧，在你关停我的项目之前，为什么不先去一些实验室看看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呢？”斯普罗尔听取了建议，决定和利克莱德一同前去分布在全美的三到四个大型计算机中心进行调研。考察结束之后，斯普罗尔深深折服于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于是利克莱德保住了项目资金。数十年后，有人问斯普罗尔他是不是那个“几乎杀死互联网的人”。斯普罗尔笑着说：“没错，就是我。”

利克莱德在 1964 年离开 ARPA。那时，他领导的研究项目已经陆续有了大大小小各种成果。在 MIT，一个名叫汤姆·冯富勒克（Tom Van Vleck）的学生利用 ARPA 资助的分时系统科研项目编写出第一个邮件程序——MAIL。在斯坦福研究院，此前默默无闻的恩格尔巴特对多种帮助用户直接与计算机完成交互的工具完成了测试。尝试了光笔这样的设备后，他最终选定了一个小型木块。他将其称为“鼠标”。

图片来自 Powerhouse Museum Collection

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早就因为自己在计算机图形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卓越的声望。他代替利克莱德继续领导 ARPA 的计算机网络项目。上任不久，萨瑟兰就发现参与项目的计算机科学家不太配合工作。他想要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用该校的三台电脑构建一个网络，但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无法从中受益而拒绝。学者们非常充满恐惧，他们担心其他人能通过联网后的电脑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资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回忆当年为大家为抢夺电脑而发生的冲突：“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警察来到现场，将即将动手的冲突各方拉扯开来。”ARPA 想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实施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项目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克罗克说：“计算机中心主管认为，根据 ARPA 要求处理实时数据的做法与学校应有的运营理念不符，因此他宣布停止与 ARPA 的合作。”

萨瑟兰认为遭遇发展挫折的计算机网络项目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失败”。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失败，只是推进的速度太快。萨瑟兰离开之后不久，他曾经的副手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接受了项目管理工作。泰勒不像萨瑟兰和利克莱德一样声名卓著，但他有着梦想和决心。1965 年，他来到新任 ARPA 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位于五角大楼 E-Ring 区域的办公室内，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能将全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项目的看法。赫兹菲尔德一直对计算机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期间，他就参加一场他所谓改变人生的讲座。主讲人是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他介绍了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简称ENIAC）。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研发于二战期间，主要作用是加快火炮射表的计算速度。赫兹菲尔德上任后不久，他就利用ARPA的资源为利克莱德提供了帮助。利克莱德在 ARPA 开展的大脑-计算机共生研究对赫兹菲尔德的影响同样巨大。这位局长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变成了利克莱德的门徒。”

接手项目的最初几年，泰勒不是很看好利克莱德曾经进行过的小型实验室实验。他想要建立的是真正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需要依靠大量新技术、资金和研究人员的努力才能实现。

赫兹菲尔德问：“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搭建起这个网络？”

泰勒回答道：“一百万美元左右就能出个大致框架。”

赫兹菲尔德表示：“我批准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ARPANET 计算机网络是互联网的前身。赫兹菲尔德和泰勒仅用了十五分钟就敲定了 ARPANET 项目。实际上，ARPANET 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ARPA 极具影响力的研发成果。它不仅解决重要的军事问题，也着眼于处理定义宽泛的其他“军事问题”。研究人员有着最大化的发挥空间，能够自由的利用 ARPANET 处理各种问题。尤其至关重要的是，计算机网络项目反映了一位非凡超群研究项目经理的智慧。虽然整个项目还是与军事问题有关，但他却带领计算机网络走出了国防部狭窄的兴趣领域，迈入广阔的新天地。冷战时期的妄想症使得人们高度重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进而演化成对核武器安全的担忧。诞生于这种环境的研究项目最终“进化”成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直接推动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