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核战争的人们，如何在冷战期间推动了互联网的诞生？

原文：How nuclear fears helped inspire creation of the internet 

雪伦·温伯格（Sharon Weinberger）是专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作者，平时主要关注科学和技术问题。目前她在 The Intercept 网站担任国家安全题材文章的编辑。她曾经在《自然》杂志、《华盛顿邮报杂志》、《Slate》杂志、《发现》杂志等媒体发表文章。今年，她刚刚出版了新书《幻想战争的人：能改变世界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 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 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我们有大麻烦了。”1962 年 10 月 16 日清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对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俗称鲍比）说。

几个小时后，罗伯特·肯尼迪看到了一幅由 U-2 高空侦察机在古巴拍摄的照片。此时他坐在白宫里，身边围绕着一群致力于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政府官员。他按捺不住火气，爆出了粗口：“这帮狗娘养的俄国人！”

侦察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发射装置。CIA 使用一台体积巨大的电脑（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计算苏联导弹的具体参数和打击能力。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不安的结论：古巴部署的苏联导弹射程超过 1000 英里，只需要飞行 13 分钟便可攻击华盛顿特区。一场持续将近两周的危机就此爆发。随着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对峙愈演愈烈，美国军方宣布进入 DEFCON 2 备战状态。DEFCON 1 备战状态意味着核战争的开始，而 DEFCON 2 备战状态意味着人类距离世界末日只有一步之遥。

政府和军方官员希望获得关于古巴导弹的实时信息，于是人们第一次在美苏冲突期间启用了像美国空军 IBM 473L 这样的电脑。这批设备能处理大量实时信息，为应该如何部署军事力量这样的关键决策提供帮助。然而即便电脑的普及性越来越高，军方指挥官之间共享信息时仍存在时间滞差。当时，在相互连接的电脑之间传递信息的理念尚未问世。

十三天随时可能遭受导弹袭击的混乱对峙之后，苏联终于同意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人们成功避免了核战的爆发，但古巴导弹危机的僵局也暴露了美国指挥和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现代战争有着极强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实时共享信息，你又如何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核武器呢？然而大多数美军高级将领还不知道，一位级别相对并不高的科学家刚刚来到五角大楼。他就是为了解决信息实时共享问题而来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五角大楼历史上最著名的计划。这个方案不仅彻底改变了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模式，更是给现代计算机产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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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约瑟夫·卡尔·罗伯纳特·利克莱德（Joseph Carl Robnett Licklider，简称 JCR，朋友们都叫他利克）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五角大楼中，大部分官僚的办公室布局很有讲究：你的重要性越高，办公室距离国防部长就越近。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 ARPA）将利克莱德的办公室安排在五角大楼远离窗户的核心 D‑Ring 区域。听闻此消息后，利克莱德倍感欣慰，因为他终于可以安静的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有一次，利克莱德邀请 ARPA 的员工去位于五角大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万豪酒店参加会议。会上，他将展示未来人们如何利用电脑获取信息。作为交互式计算机处理技术的首席倡导者，利克莱德首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在他眼中，未来的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台电脑。会议上，他努力向来宾们展示两方面的内容：未来的人们是如何直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以及所有的计算机是如何连接在一起。另外，他还极具预见性的展示了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的概念。实际上直到若干年后，个人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才真正出现在世界上。

利克莱德在 ARPA 内部组织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却说服力十足的辩论会，一举为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计算机网络最终慢慢发展完善，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互联网。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计算机网络？真相纷繁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的起源与五角大楼对战争问题（指挥管理能力有限、核战一触即发）的浓厚兴趣密不可分。ARPA 建立于 1958 年，旨在帮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赶超苏联。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它的职能已经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指挥和管理领域。如果不是军队有发动战争的需求，互联网很可能就不会诞生，或者说至少不会诞生在 ARPA 手中。要想追寻计算机网络在 ARPA 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五角大楼最初雇利克莱德这样的人才背后隐藏的原因和目的。

一切从洗脑活动开始。

1953年，贝茜·迪肯森（Bessie Dickenson）站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大声呼喊：“儿子！儿子！上帝保佑你！”。此时，三年多未见面的儿子正缓缓走下飞机。母子二人的重逢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年仅 23 岁的爱德华·迪肯森（Edward Dickenson）便因与敌人合作而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其他二十多个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一样，迪肯森最初选择留在朝鲜，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共产主义者决定。不过此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返回美国。刚回来时，迪肯森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没过多久，人们开始称他是叛徒。在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坚称出生在弗吉尼亚州 Cracker’s Neck 镇（听起来好像小说虚构地名一般）的迪肯森只是一个年轻单纯的乡村男孩。在被敌军关押期间，他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洗脑。由八位官员组成的陪审团对这套说辞无动于衷。他们最终认定迪肯森有罪，而法官决定判处迪肯森十年有期徒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洗脑”还是一个新兴名词。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曾经做过间谍，后来转行当了记者。他是“洗脑”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在他笔下，“洗脑”这种危险的新型武器具备动摇影响人们思想的强大能力。亨特声称共产主义者早就开始了洗脑工作，但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1958 年，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会议上说：“三分之一的美军战俘以某种方式与共产主义者开展合作，他们要么成为线人，要么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者。这就是洗脑战术带来的结果。”亨特还表示，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战场上已经远远走在美国人的前面。

1959 年，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最新小说《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十分畅销。在这部作品中，一个出生于杰出家庭的男孩成为了敌军战俘。接受了暗杀训练后，他重返美国后，成为一名潜伏特工。这个理念在今天都颇有市场。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第一季描写的就是一位被基地组织“转化”了的美军战俘。康登的小说出版后，洗脑迅速成为人民群众想象中强大的思想武器。

图片来自《 国土安全》剧照

不管洗脑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思想领域的战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成为了各国关注的重中之重。五角大楼也开始对洗脑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和研究。美苏双方都加入到一场意识形态和心理领域的战争之中。冷战期间，五角大楼充分利用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研发了很多武器设备。如今，他们也迫切的想要最大程度开发人类行为学的潜力。为此五角大楼向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译者注）的高级委员会提出委托，要求该委员会向自己提供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最佳行动方案。

1959 年，史密森学会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Research Group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成立。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长期研究计划领域向五角大楼提供建议。虽然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完整版研究报告属于高度机密，但该委员会的领导者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还是在 1962 年的论文《在国防领域使用人类行为学知识》（Toward a Technology of Human Behaviour for Defence Use）中公开了一些发现。在这篇文章中，布雷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心理学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任何一场时间足够长的战争中，我们都会见到“特殊战场”、游击战和思想渗透。敌人将努力策反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我军被俘人员也会遭遇敌军的“洗脑”。军方必须做好准备，能够帮助杂乱无章的平民恢复信念和凝聚力。同时，我们的军队也要具备动摇敌方民众忠诚和信心的能力。

冷战期间，心理学很快成为了军方的宠儿。艾伦·赫尔曼（Ellen Herman）对美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后，于 1995 年在《美国心理学传奇发展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中写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国防部已经把手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预算都用在了心理学领域。每年他们要在心理学研究上投入大概 1500 万美元的费用。这比二战前军方所有研发项目的总预算还多。”当然史密森学会的推荐方案不只洗脑这么简单，国防部也不仅仅是对洗脑感兴趣。布雷写了大量申请，比如《说服力和动机》（persuasion and motivation）和《计算机的作用：科学的人机系统》（as a man-machine, scientist-computer system）。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最终向五角大楼国防研究和工程部门主管提议：ARPA 应该开展一个综合性项目，既利用人类行为学知识，又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

认真研究之后，国防部的官员最终将史密森学会的高级委员会的想法划分成两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并委派 ARPA 开展实施。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人类行为科学领域，内容包括洗脑过程中的心理学分析和建立人类社会的定量模型等；另一个项目的重点是利用计算机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

虽然国防部将 ARPA 的指挥和管理项目以及人类行为学项目当作两个独立的科研项目，但史密森学会高级委员会的档案却清晰显示出委员会成员们的看法：ARPA 两个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其实具有密切相关性。不管是人机交流互动还是人与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两个项目都将根据人类的行为开发出一门新的学科。要说领导这两个双子星式的科研项目，有谁能比一群对电脑兴致勃勃的心理学家做得更好呢？

利克莱德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心理学家，曾在马萨诸塞州的科技公司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任职。1961 年 5 月 24 日，ARPA 正式邀请他加入旗下的“行为学委员会”（Behavioural Sciences Council）。开始上班之前，ARPA 告知他说这份工作任务繁重且极其消耗精力。与同时代的大部分政府职位一样，利克莱德的待遇也不会太优厚。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在 1.4 万美元到 1.7 万美元之间。

利克莱德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也就是声音感知。但是在麻省理工大学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研究如何保护美国免受苏联轰炸机袭击期间，他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在林肯实验室期间，利克莱德开始参与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 ，简称 SAGE）项目之中。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冷战期间美国设计的电脑系统，能够将二十三个防空基地连接起来。如此一来，所有防空设施便在苏联轰炸美国时协调一致的跟踪苏联轰炸机。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能够计算出应对即将来袭苏联轰炸机的最佳响应方式，但它仍然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和控制。本质上而言，它是美国为核战末日研发的决策工具。与此同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也掀起了一阵流行文化狂潮。此后数十年中，人们脑海中末日计算机的概念大多来源于此。《战争游戏》（WarGames）和《终结者》系列等电影就是其中的代表。

图片来自 《WarGames》 剧照

等到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部署使用时，洲际弹道导弹也横空出世。相比之下，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几乎算的上是过时的废旧产品。但是对于利克莱德这样参与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的科学家来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们看到计算机的方式。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问世之前，人们眼中的计算机是使用整批处理技术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人们一次只能输入一个程序（通常用打孔卡完成输入），然后计算机便会完成计算并“吐出”答案。因此有人需要每天蹲守在计算机前，频繁与它完成交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高深莫测且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出现之后，操作人员第一次有了能以视觉方式显示信息的独立控制台。更重要的是，操作人员能够利用各种按钮和光笔（light pen，又称光电笔，用光线和光电管将特殊形式的数据读入计算机系统的一种装置，其外形类似钢笔，故通称光笔——译者注）直接与控制台互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具备交互式计算处理能力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直接下达指令，多个用户也可以利用分时系统同时操控一台计算机。

根据自己在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利克莱德预测了现代交互式计算机的模样：未来的人们不必再步入巨大房间内，将打孔卡放入机器然后等待运算结果。相反，人们可以在自己桌面上的个人控制台里完成各项工作。在我们眼中，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人们来说，这幅画面简直意味着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体积庞大且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设备，通常坐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或者政府办公楼内。另外，当时的电脑主要用于特别的军事项目。利克莱德对未来的展望意味着人们将放弃整批处理技术——也就是一台计算机只能供一个用户使用，一次只能完成一项任务。相反，利克莱德认为未来坐在远程控制台前的许多计算机用户将能同时向一台计算机输入信息。与此同时，未来的计算机也能几乎同时执行各项不同的任务。

1957 年，利克莱德发表了论文《真正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对人机系统的思考》（The Truly SAGE System; or, Toward a Man-Machine System for Thinking）。这是第一篇描述全新计算机发展模式轮廓的文章。很多科学家都想要改变计算机的运算处理技术，利克莱德的文章使他成为了这群科学家中的领导人物。1960 年，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名叫《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从文章开头就看得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脑科学家的作品：

只有无花果小黄蜂（Blastophaga grossorun）才能帮助无花果树完成授粉。这种昆虫的幼体生活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它们也能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找到食物。如此一来，无花果树和无花果小黄蜂便对彼此有着严重的依赖：没有无花果小黄蜂，无花果树就不能结出果实；没有无花果树，无花果小黄蜂也不能获得食物。两者的结合不仅能使彼此生存下去，更能创造一种高产且生机勃勃的合作关系。“两个不同的生物体以亲密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甚至结成紧密的联盟”，这种合作模式就叫共生。

从本质上而言，当年采用的整批处理技术的电脑和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有着巨大区别。当然，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和顽固不化的人工智能（AI）狂热分子的设想截然不同。在这些人工智能狂热分子眼中，能思考的电脑才是未来发展的希望。利克莱德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远比人们当年的设想要高级很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人机共生关系将对其中的一个临时性过渡时期起到影响作用。他设想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使用计算机构成的网络。所有计算机通过宽带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而个人用户则可以使用专线服务与其他计算机保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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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的应用程序肯定是利克莱德眼中的重点项目。毕竟启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军方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而他在论文中也着重探讨了解决军队指挥官需求的方式。然而，利克莱德的视角也很广阔：他在论文中也提到了需要快速做出决策的企业领导者和需要将馆藏图书整合在一起的图书管理员。利克莱德想让人们知道，他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任何一个特定的电脑程序，而是人机互动模式的彻底变革。个人控制台、分时系统、计算机联网…他的论文基本上清楚地构建出现代互联网的基础和支柱。

但是在当时，利克莱德的想法还只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遥远未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支持这种人机交互模式的底层技术。1962 年，ARPA 给利克莱德提供的是一份工资低、压力大的工作。当时的 ARPA 刚刚成立不到四年，一切都还不甚明朗。ARPA 的所有员工都是临时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在几年之后离职。利克莱德同意先干一年，因为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理想中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

利克莱德提出计算机网络概念的同一年（即 1960 年——译者注），加州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分析师保罗·巴兰（Paul Baran）发表了论文《使用不可靠网络中继器节点的可靠数字通信系统》（Reliabl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Using Unreliable Network Repeater Nodes）。在这篇文章里，巴兰提出利用多余的通信网络来确保美国在遭遇第一波攻击后依旧能够发射自己的核武器。与利克莱德一样，巴兰的想法与现代互联网的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多年之后人们开始探索互联网的起源时，一场争论爆发了：按理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想要认定某个人的某个观点是互联网的起源很难，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太多人在思考计算机网络化这个问题。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究竟何人将纸面上理论切实转化成了具体详细的现实。兰德公司可能是互联网的起源。相比于研究机构而言，兰德公司更像是一个智库。同时，该公司还兼具了 ARPA 的灵活性。美国空军委托兰德公司处理宽泛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兰德公司也给予员工伟大的知识自由，允许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二十世纪几个顶尖的核理论家都曾在兰德公司任职，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战争高潮”（wargasm，卡恩自创词汇，指的是核战全面爆发）问题上的观点使他成为讽刺漫画家笔下最好的素材。

巴兰则一直在寻找核战争的实际解决方案。他和兰德公司的同事在 1960 年开展模拟实验，为的就是测试美国在遭受核攻击之后通信系统的恢复能力。2001 年接受《连线》杂志（Wired）采访时，他回忆道：“我们利用不同级别的冗余构建起像渔网一样的网络。能用最少数量的线路将所有节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是第一级别冗余的网络。比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使用线路数多出一倍的是第一级别冗余网络。以此类推，我们就得到了第三级别和第四级别的冗余网络。接着我们用随机攻击破坏网络连接。”

试着把通信网络想象成一系列节点。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只有一条连接线路且该线路被核攻击所摧毁，通信便会中断。如果每个节点和其他节点之间都由多条线路连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备用通信线路。即便某些节点与通信网络断开，通信还是可以继续。巴兰要解决的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多少冗余连接才足够保持通信网络的通畅？模拟通信网络受到攻击的情况后，巴兰和同事有了发现：第三级别冗余网络的稳定性最强。换言之，当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三条线路相连时，整体网络在核攻击之后保持功能完整的可能性最高。巴兰说：“如果敌人摧毁了目标的 50%、60%、70%，甚至更多，整体网络还是可以正常运作。”

巴兰此后解释称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充满忧虑。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对峙一方有能力在遭受核攻击之后保持还击的能力，另一方想要先发制人的诱惑力便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双方仅仅利用核武器威慑对方但却不发生真正交火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他说：“从结构角度来看，早期的导弹控制系统都不是很完善。因此美苏双方都有可能错误理解对方的行动，进而首先发动核打击。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战略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强的生存适应性，手握还击能力的我们便能更好的经受住对方的打击，并确保遭遇攻击之后依旧运转正常。这使得我们能在对峙之中处于更加稳定的优势地位。”

模拟信号网络传输信号时会降低信号的强度，因此巴兰的理论只有在数字化网络中才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全新理念。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仅凭自身实力，兰德公司无法构建起巴兰设想中的系统。巴兰戏称兰德公司“只做研究，不做开发”，看来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兰德公司无力构建这样的网络，但美国空军能做到，而且空军的高级指挥官对巴兰的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就在项目开展之前，官僚机构的重组使得该项目落入了国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之手。国防通信局是一个非常平庸无能的国防部附属机构，他们只愿意用模拟信号网络测试巴兰的设想。巴兰觉得与其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活活搞砸，不如抓紧终结项目。他说：“我拔掉了所有设备的电源插头。这样的项目没有任何存在意义。我希望更有能力的机构组织能在将来重启我的项目。”几年之后，更有能力的组织机构出现了——它就是 ARPA。

利克莱德来 ARPA 工作的那个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差点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核战争。在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眼里，ARPA 在指挥和控制领域的研究明显应该围绕核武器展开。时任 ARPA 副局长的威廉·哥德尔（William Godel）回忆说，ARPA 的新任务应该是寻找“镜像计划”（Looking Glass）的替代方案。镜像计划是美军“核战末日”号飞机的代码，这架飞机全天候在空中处于警戒执勤状态（为了确保能在地面通讯和指挥系统全毁的情况时下达核打击指令，美国在一些 EC-135 飞机复制了整套的核武器指挥和通讯系统。一旦地面指挥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架飞机将成为空中指挥中心，自动获得实施核打击的权限。冷战期间，美军每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在空中执勤——译者注）。时任国防研究和工程主管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认为，他给 ARPA 安排的任务就是处理与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有关的各种问题。

布朗亲自书写了任务指令。他回忆说，自己当初受到了副手罗伯特·普里姆（Robert Prim）的影响。普里姆是来自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数学家，一直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技术上。在他的领导之下，国防部最终研发出名叫“行动授权链接”（Permissive Action Links）的核武器安全装置。国防部在军队项目上的研发速度一直令他不满，因此他决定安排 ARPA 开展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研究。他希望 ARPA 最后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1962 年秋天，美国对更优秀核武器控制设备的需求突然增大。到岗仅仅几周之后，利克莱德便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Hot Springs）参加了一个由空军赞助的会议。会议围绕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展开，而古巴导弹危机则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

不过会议有些死气沉沉，与会者没有提出任何有创意的想法。坐火车回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利克莱德与 MIT 教授罗伯特·法诺（Robert Fano）聊的很投机。很快，火车上的另外一群计算机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利克莱德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要想建立更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首先要构建用于人机交互的全新的框架。

利克莱德很清楚，国防部想要的是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在一份计算机网络的早期说明文件中，他提到将计算机连接起来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连接起来的计算机将成为尚处发展初期的国家军事指挥系统（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系统的作用正是控制核武器。不过，利克莱德的真正想法却更为宏大。杰克·瑞纳（Jack Ruina）是当时的 ARPA 局长，而尤金·富比尼（Eugene Fubini）则是布朗的副手之一。在与二人的会面上，利克莱德着重介绍了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改进核武器指挥和控制技术身上，而是想要改变人们与电脑的合作模式。他说：“如果敌方摧毁了我们的通讯和指挥系统，我们就不得不在战争中重新编写所需要的程序。那时候谁有能力指挥领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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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上任的 ARPA 研究项目经理，利克莱德决定向人们证明一个问题：相比于单纯研发一台控制核武器的电脑而言，构建完整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每次遇到喜欢谈论核武器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国防部官员，利克莱德都会讲对话的重点引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他说：“我知道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官员们都认为我是指挥和控制办公室（Command and Control Office）的负责人。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和他们介绍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我想这样发展一段时间，他们最终会认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研发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

国防部的官员们不是很理解利克莱德介绍的技术，但他们觉得利克莱德的理念听起来很有意思。瑞纳局长也这么认为。或者说至少他认为利克莱德非常聪明，而具体的技术细节不那么重要。瑞纳说：“每次国防部长找我，他从来都不想了解什么计算机科学成果。他要看的是弹道导弹防御领域或者核试验侦测领域的进展。所以这些才是重中之重。相比之下，利克莱德的交互式计算机只能算不重要但却比较有趣的‘副业’罢了。”

这样的大环境就算是很不错了。在刚成立不久的 ARPA，像利克莱德这样的新人创造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办公室文化。项目经理则拥有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可以创建和国防部宏观目标勉强有一点相关性的各类研究项目。利克莱德领导的最有雄心的项目是 Project MAC。其中MAC是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Aided Cognition）或者多用户计算机（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缩写。根据项目安排，ARPA 将与 MIT 在广泛领域上开展合作，整体预算则为 200 万美元。Project MAC 涉及到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的方方面面，从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到分时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可谓一应俱全。ARPA 给予 MIT 研究自主权，规定 MIT 只要将研究经费用在既定目标领域便可自由发挥。

相比于声誉来说，利克莱德更看重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愿意冒着风险启用更多不知名的科学家，比如来自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完成研究项目的全面布局之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研究院、兰德公司、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Tech，后来与梅隆工业研究院合并组成如今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译者注）、兰德公司和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优秀人才全都汇聚在利克莱德手下。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大胆任用每一个有能力的人。

1963 年 4 月，刚刚加入 ARPA 半年的利克莱德匆忙完成了一份发送给所有使用他项目资金进行研究科学家的六页备忘录。后来，这份文件成为他在 ARPA 供职期间的经典作品之一。利克莱德称备忘录的收件人是“如星系一般连接在一起计算机网络项目的成员和相关机构”。通过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他让所有参与这次 ARPA 资助项目的研究人员明白自己是有着相同目标广泛团体中的一员：

在这个极端的时刻，我们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科幻作家经常谈到问题——如何才能与完全不相关的“智人”进行交流通讯？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研发综合性网络依旧是有趣且重要的事情。如果想要把我模糊概念中的这个计算机网络变成现实，我们需要最少四台大型计算机、六到八台小型计算机、大量磁盘文件和磁带。当然，远程控制台和电传打字机基站也是必不可少。所有这些设备开足马力，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出计算机网络。

这是利克莱德对自己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未来规划的最清晰的阐述。在 1963 年，宏大的规划和美好的愿景便已足够。因为那时利克莱德领导开展的主要是基础性研究，而不是搭建真正的计算机网络。不过缺乏关键性成果的早期研究也存在弊端，因为当时国防部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电脑的巨大潜力。瑞纳在 1963 年离开 ARPA，其继任者是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罗伯特·斯普罗尔（Robert Sproull）。这位新局长差点关停利克莱德的整个项目。ARPA 全盛时期负责管理太空项目，手上有五亿美元左右的预算。但是全盛期一过，ARPA 的经费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被削减了几乎一半——只剩下 2.74 亿美元的研发预算。

斯普罗尔接到上级指令，要将 ARPA 的预算再减少 1500 万美元。他立即开始寻找在过去两年中没有什么实质成果的研究项目，结果利克莱德的计算机项目位列榜首。这位 ARPA 的新掌门人差点就将发展中的计算机网络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项目关停的危险，利克莱德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镇静。他对局长说：“好吧，在你关停我的项目之前，为什么不先去一些实验室看看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呢？”斯普罗尔听取了建议，决定和利克莱德一同前去分布在全美的三到四个大型计算机中心进行调研。考察结束之后，斯普罗尔深深折服于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于是利克莱德保住了项目资金。数十年后，有人问斯普罗尔他是不是那个“几乎杀死互联网的人”。斯普罗尔笑着说：“没错，就是我。”

利克莱德在 1964 年离开 ARPA。那时，他领导的研究项目已经陆续有了大大小小各种成果。在 MIT，一个名叫汤姆·冯富勒克（Tom Van Vleck）的学生利用 ARPA 资助的分时系统科研项目编写出第一个邮件程序——MAIL。在斯坦福研究院，此前默默无闻的恩格尔巴特对多种帮助用户直接与计算机完成交互的工具完成了测试。尝试了光笔这样的设备后，他最终选定了一个小型木块。他将其称为“鼠标”。

图片来自 Powerhouse Museum Collection

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早就因为自己在计算机图形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卓越的声望。他代替利克莱德继续领导 ARPA 的计算机网络项目。上任不久，萨瑟兰就发现参与项目的计算机科学家不太配合工作。他想要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用该校的三台电脑构建一个网络，但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无法从中受益而拒绝。学者们非常充满恐惧，他们担心其他人能通过联网后的电脑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资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回忆当年为大家为抢夺电脑而发生的冲突：“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警察来到现场，将即将动手的冲突各方拉扯开来。”ARPA 想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实施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项目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克罗克说：“计算机中心主管认为，根据 ARPA 要求处理实时数据的做法与学校应有的运营理念不符，因此他宣布停止与 ARPA 的合作。”

萨瑟兰认为遭遇发展挫折的计算机网络项目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失败”。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失败，只是推进的速度太快。萨瑟兰离开之后不久，他曾经的副手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接受了项目管理工作。泰勒不像萨瑟兰和利克莱德一样声名卓著，但他有着梦想和决心。1965 年，他来到新任 ARPA 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位于五角大楼 E-Ring 区域的办公室内，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能将全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项目的看法。赫兹菲尔德一直对计算机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期间，他就参加一场他所谓改变人生的讲座。主讲人是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他介绍了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简称ENIAC）。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研发于二战期间，主要作用是加快火炮射表的计算速度。赫兹菲尔德上任后不久，他就利用ARPA的资源为利克莱德提供了帮助。利克莱德在 ARPA 开展的大脑-计算机共生研究对赫兹菲尔德的影响同样巨大。这位局长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变成了利克莱德的门徒。”

接手项目的最初几年，泰勒不是很看好利克莱德曾经进行过的小型实验室实验。他想要建立的是真正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需要依靠大量新技术、资金和研究人员的努力才能实现。

赫兹菲尔德问：“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搭建起这个网络？”

泰勒回答道：“一百万美元左右就能出个大致框架。”

赫兹菲尔德表示：“我批准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ARPANET 计算机网络是互联网的前身。赫兹菲尔德和泰勒仅用了十五分钟就敲定了 ARPANET 项目。实际上，ARPANET 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ARPA 极具影响力的研发成果。它不仅解决重要的军事问题，也着眼于处理定义宽泛的其他“军事问题”。研究人员有着最大化的发挥空间，能够自由的利用 ARPANET 处理各种问题。尤其至关重要的是，计算机网络项目反映了一位非凡超群研究项目经理的智慧。虽然整个项目还是与军事问题有关，但他却带领计算机网络走出了国防部狭窄的兴趣领域，迈入广阔的新天地。冷战时期的妄想症使得人们高度重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进而演化成对核武器安全的担忧。诞生于这种环境的研究项目最终“进化”成交互式信息处理技术，直接推动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来临。

这个复印机公司，曾经有机会比苹果和微软加起来还大

 对于“施乐”这个名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依稀记得的打印机品牌，还是苹果发家史里面，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偷取施乐技术做个人电脑这一段？

就在两周前，长期经营不善的施乐在股东的促使下分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卖打印机影印机，另外一个卖企业服务。目前，除了开始裁员，他们还不排除会出售公司，“董事会会为股东利益负责，对所有的报价进行考虑”，施乐的 CEO Ursula Burns 被问到公司是否出售时这么回答到。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要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笔记本、手机，甚至是互联网，最初都是施乐公司研发的：

• 在 1973 年就做出了个人电脑，比苹果早 3 年；
  
• 最早研发出以太网，宽带的基础硬件；
  
• 最早研发图形界面，早于 Windows 和 Mac OS，在此之前计算机都是一行行文字；
  
• 施乐还是硅谷最早开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司；
  
• 因为施乐实验室，我们用上了激光打印机；
  

但今天，施乐公司的市值只有 98.4 亿美元。相比之下，苹果是 5445 亿美元，微软也有 4135 亿美元。

现在回过头来看，施乐本来在个人电脑历史上有机会比肩甚至超越苹果和微软。但它至今只是一个打印机公司。

让这个故事更添讽刺意味的是，施乐曾经被看作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技术创新的成功典范。

施乐的成功，是一次技术冒险的胜利

在复印机出现之前，学校、教堂和办公室大规模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复印纸的东西。现在我们还会时不时地看到这种自己具有复印功能的蓝色纸张，例如这样：

复写纸，现在你还会在小商家、银行或者快递单那儿见到这种产品。

在 1930 年代，当时在专利事务局写文书的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就经常用到这种复写纸，但因为容易出错，他想要做一种新的机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1938 年，卡尔森研发了利用电来在碳素纸上做复印的电子图像复印技术，一直想要商用化却并不顺利，自己支撑了 5 年之后，才拿到一个非盈利机构巴尔特纪念研究院的资金继续研发。

因为当时“复印纸”这个产品已经是办公室的标配，不少商业公司认为，只要有了复印纸，复印机的存在也没有必要了。当时卡尔森的被拒绝名单里面，就有 IBM、通用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切斯特·卡尔森

1946 年，一家叫做“哈罗伊德”（Haloid）公司看上了卡尔森的技术。哈罗伊德公司是一家主营电器的家族企业，1906 年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成立。当时，公司的第二代继承人乔瑟夫·威尔逊认为电子图像复印机会成为以后的趋势，于是就将卡尔森的技术连带人一起买了过来。

被收购了之后，威尔逊也把电子图像复印技术改名为 xerography，其中词根 Xero 是古希腊语的“复制”的意思。

尽管已经研究了 8 年，卡尔森的技术还是相当不成熟。在 1947 到 1960 年之间，哈罗伊德公司在静电复印的研究上花费了近 7500 万美元，大约是它同期常规业务收入的两倍，导致公司不得不举债。当时，公司高管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或者抵押房产贷款，来支持科研项目。

但这持续了 13 年的巨额投入，在一年间就得到了回报。1960 年，哈罗伊德公司发布了第一代自动静电复印机施乐 914。

施乐 914，当时还是一台非常巨大的复印机

静电复印机比复印的效率要高出不少：复印纸还需要有一个母版，而且一次性复印 10 到 20 张，而静电复印机则完全不受母版和单次复制数量的限定。当时，施乐 914 在市场上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而这一状况持续了将近 8 年。

除此以外，施乐的销售策略也配合得很好。当时，施乐 914 售价达到 2.7 万美元，用户还可以向施乐租用复印机，每月却只需支付 25 美元，但每复印一张纸支付 4 美分。用这种租赁方式，让很多办公室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尝试并且依赖了施乐的服务，也让施乐一下子卖掉了 2 多万台复印机。

施乐 914 最早的宣传海报

由于施乐 914 太受欢迎，威尔逊甚至直接把公司的名字也索性改成了施乐（Xerox）。

在 1960-1970 年这十年间，施乐赚了超过 10 亿美元，成了第一家在 10 年间只依赖一项技术赚取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第二家是苹果，当然这也是后话了）。那些早期购买施乐公司股票的人们，也因此成了百万富翁。

或许更重要的是，复印机，或者轻松地进行大规模复制任何文字和图片这种事情，成为了印刷时代之后的新趋势。复印，成了极大降低图书等文字产品的传播成本。

而 Xero 这个词语也跟现在的“百度“”滴滴“一样变成了动词，“去 Xerox 一下”也变成了美国 1960 年代办公室常用的语句。

施乐 PARC 成为推动个人电脑发展的一个基地

1968 年是施乐公司发展的转折点。首先是静电复印技术的发明者卡尔森去世了；然后，对施乐前景很有远大想法的威尔逊把 CEO 的位置交给了彼得·麦克卡隆（Peter McCollough）。

和威尔逊不一样，麦克卡隆是典型的销售人才。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投身了施乐公司，从施乐公司的第一线销售开始做起，后来管辖施乐公司的销售事宜。

在把公司交给麦克卡隆之前，威尔逊还给他嘱咐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的施乐做的只是复印机传递信息，但这个公司应该用技术做更多的事情，在即将到来的电脑时代，如果他们还想成为伟大的公司，就应该用数字处理信息。

麦克卡隆也的确按照威尔逊的指导去做了。

1973 年 IBM 正在推的高速打字机

1970 年，他接受了当时施乐的首席科学家雅各布·古德曼的建议，在离公司总部 4500 公里之外的加州帕罗奥图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简称 PARC）。为了给施乐公司找到下一个卡尔森，或者说下一台施乐 914，他们招收了全美国最顶尖研究员和工程师，还将研究的目标设定为比现有产品超前 10 年的科技产品。

“美国最优秀的 100 位电脑科学家，PARC 有 76 个。”这就是当时 PARC 的负责人罗伯特.泰勒（Bob Taylor）对于手下工程师的评价。只要技术好，PARC 对其他事情都很宽容——有人提着睡袋来上班，有人不爱穿鞋子，续着长头发和长胡须的程序员更是常见。

PARC 的豆袋会议室

PARC 还是现在硅谷科技公司办公环境的雏形：没有固定的工位，宽松自由，办公室和会议室四面都挂上了黑板，地上放着豆袋懒人沙发当坐垫。

PARC 的作风在当时十分前卫。因为 IBM 这样主流的科技公司，当时还在老老实实地做打字机和打孔机，而他们的工程师还需要穿着正装上班。别说 IBM 了，连在东岸的施乐公司总部也是老样子。

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就是在这个环境下诞生的，它的名字叫阿尔托（Alto），有一个箱子的大小，还有一个屏幕，专门给个人使用，用户通过键盘的敲击，不用几毫秒就显示在了屏幕上。

阿尔托计算机的原型机

在 1973 年，阿尔托这样的个人计算机很不寻常。就在施乐 PARC 在研究这台领先当时 10 年的个人计算机时，比尔盖茨还在念大一，乔布斯正在印度学佛呢。

当时计算机普遍还有两三个冰箱那么大，还有很多专门用途的线和硬件连在一起，还是为多人使用准备的。

因为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稀缺，当时的计算机运作就像飞机，一次运载 300 个乘客均摊成本，专门给一个人用太奢侈了——光是单个用户所必需的内存花费，就要花上 100 万美元，就像是一架只有 1 个乘客的专门包机。而且计算机的交互也不像现在那样有屏幕，人们要通过打孔卡、或者打字机才能进行交流，一次简单问答就需要好几天。

“那时候计算机的整体结构，就像是宗教战争的主战场一样，”约翰·艾伦比回忆到，“而施乐公司将这场战争推向了高潮。”

除了建造了阿尔托的硬件之外，PARC 的工程师们还想好了这个计算机里面要做点什么——他们开始开发一些文字编辑和图像处理软件，还建立了一个图形化的界面（GUI）而不是通过口令行这种极客的方式来操控计算机。个人电脑之所以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还是因为有了像 Windows 一样用鼠标操控的系统。

左边就是命令行 DOS 界面，右边是图形化的 Windows 3.2 界面，看看你想用哪个？

硬件方面，为了方便输入的键盘和能够滑动点按的鼠标。对了，还有一个可以联通其他计算机的局域网络，叫做以太网（Ethernet）。

在这个基础之上，时任 PARC 的工程师阿伦·凯（Alan Kay）还开始钻研做更小的便携式电脑 Notetaker。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的雏形。

有了这一切之后，施乐的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就可以在这个人办公的环境里发挥作用了。先用以太网接收邮件，然后通过电脑屏幕处理文字和图片文件，最后把他们打印出来……这就是当时 PARC 工程师们打的如意算盘。

从现在看来，PARC 计算机科学家们提早了 20 年就描绘出大众数字生活的蓝图。

可惜的是，当时的施乐公司在意的，还是打印机本身。

为什么最后施乐还是一家打印机公司，而我们的生活却被苹果、微软和互联网改变了？

尽管乔布斯在 1979 的拜访让施乐公司的故事更添了戏剧色彩，但他只是施乐没做成个人电脑的导火索。

在乔布斯来访之前，施乐公司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核心的复印机业务。

PARC 的工作环境

在长期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施乐自己作了大部分：1970 年代，施乐的财富和公司的傲慢也累积到了顶峰。因为 Xerox 914  的型号太受欢迎，还有专利保护，公司的利润节节上升，管理人员不用发挥什么技能就能保持好业绩，施乐复印机的销售人员想要卖出产品也不用多费口舌，这个环境对于员工来说本来就很安逸。

也因为没有直接竞争对手，施乐也在沿用他们复杂的租赁复印机的模式。而这个复印计件的系统实在太复杂，前 3 次复印可能是一个价格，而到 200 张的复印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价格。到 1970 年代初，租用施乐公司的复印机还是一件让人心烦的事情，因为前面还有几千种不同的计价方式等着你。

与此同时，价格更低、质量也不错的日本产品也在 1970 年代攻陷了美国——无论是汽车、钢铁还是芯片制造，甚至连复印机市场也是如此。安逸的施乐被当做了日本公司学习改进的头号目标，而在美国国内，IBM 和柯达也来加入战局。在 1971 年到 1978 年之间，美国市场上只有 77 种复印机在售，而在 1978 年到 1980 年这两年多间，美国市场新推出的复印机产品就有 70 种。

PARC 工程师的合影，最上排中间的第二排右二是后来 Adobe 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Academics Geschke 和 John Warnock。

而除了施乐 PARC 之外，当时的 CEO 麦克卡隆还将不少钱投入到计算机公司的收购和技术的研发当中，但他做的几次决定都出了问题。

因为收购做计算机的 SDS 公司，造成了公司 8440 万的损失，而当时花了 9000 万美元推动的“摩西”打印机研发计划，即将投入生产线的阶段，却发现柯达的同类产品比施乐自己做得更好更便宜，而不得不取消。

这也加剧了施乐公司内部本身的帮派之争。在东边的负责复印机生产和销售的施乐总部，被西部的 PARC 工程师看作是没有远见的老古董，而 PARC 太前沿又没法立刻用在施乐上的新技术，也让东边总部的人们难以理解。

到 1977 年，本来阿尔托的改进版第二代和第三代项目也已经走到了投产的阶段。当时太注重眼前利益的施乐公司，宁愿选择了投入一台新的“高速打印机”研发，而砍掉了阿尔托第三代的生产资金。阿尔托电脑项目最终流产。

 “无论是在销售、设计、制造，还是决策上，我们都在走下坡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我们急需的是公司改革。”时任施乐公司的高管彼得·克劳奇在 1977 年时说道。

施乐公司的改革，最后却变成了投资计算机企业。而当时因为苹果 2 电脑一炮而红的苹果公司，成了施乐高管的首选。听说乔布斯要来参观 PARC，并且可以给施乐一些苹果股票的稍低价格的收购权，施乐的高层就答应放行。

乔布斯在苹果 2 电脑发布的现场

在施乐看来，反正自己都不要做个人电脑了，那么让乔布斯看看也无妨。

1979 年，施乐居然给苹果团队开放了最高级别的保密级产品参观，而那些本来仰望着 PARC 研究员技术实力和想法的苹果工程师们，把图形界面（GUI）以及键盘和鼠标输入信息的整套产品学了回去。后来，比尔盖茨也根据施乐的技术，发布了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多年之后，乔布斯回忆起这次的到访时也为施乐公司感到惋惜。

“如果施乐当时真的知道自己有的是什么，找机会中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它可以变成‘IBM+微软+施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但后面的故事，主角就再也不是“施乐”了。

• 1983 年，苹果发布了使用图形界面的 Lisa 个人电脑，采用了图形界面的设计；
  
• 1985 年，微软发布了第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也是图形界面设计。后来，Windows 成了垄断全球 90% 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
  
• 2007 年，苹果发布第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2011 年，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 2015 年，全球连接上互联网上的总人口达到了 33 亿。

《超连接》：创造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传播技术简史

传播不仅仅是技术中介的行为，也不只是说话或写作的过程；传播是史前的，先于文字和语言出现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有那么多通过身体语言而实现的传播时，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播是无语言的。在文字和书写发明以前，人们通过动作、含糊的声音、叫喊和简陋的象征符号——例如，山洞绘画、石刻以及烟雾信号——向彼此传递信息。尽管这些信息直到现在也没能被完美地接收和理解，但是它们很好地回应了人们对于彼此交流、被注目、认知和理解的永恒追求。

在交流过程还无法被保存的史前时期，传播主要通过动作、简单的声音和肢体语言完成。渐渐地，语言开始出现，交流变得复杂；简单的发声变成了一个个词语，词语逐渐发展成口头语言。约15万年前，正式的语言开始形成和扩散，这个时间点也可能会更早——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要准确指出这个时间点是极其困难的。著名的传播学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语言比作公路交通，这启发了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写下这段文字，“语言之于人的心智，就像车轮之于双脚和身体。”（language does for intelligence what the wheel does for the feet and the body）麦克卢汉说，语言使得智能“从一处传递至另一处”（move from thing to thing），这让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得以传播和更轻易地分享。

当语言在人类文明中扎根以后，人们能够分享内容范围更广，也更具体的信息。一开始，人们分享的信息是好记的事实，这些事实通常是他们要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信息，例如国王和宗族的名字。当他们分享了这些信息以后，事实就会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以及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对于未来的群体成员而言，获知这些事实非常重要，这会成为他们作为组织成员的角色和身份的来源。这样分享信息的行为成为人们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

距今约五千年前，正式的书写系统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埃及出现，一开始只是用于记录日常事务和商业交易。人们使用外在于身体的技术——例如蘸了植物浆液或动物血液的骨头和贝壳——在一些可用的物体表面记录信息。语音元素和字母同时出现，这使得人们可以就更具体，也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交流。人们不必再把所有东西都记在脑中，既然人们能把越来越多的东西记录下来并传递给他人，信息也愈发复杂、愈发抽象，也具有愈发长久的生命。生活在时间轴不同位置的人们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他们的前辈。这使得能够跨越时空的更加具体、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

词语和符号先是被刻进石头和陶土上，随后又被用尖头笔和墨水印在了羊皮纸、布匹和纸张上。这些早期的媒介［这些才是真正的“软件”（software）］使得数据和信息能够被保存和传递。手工印制的和抄写的书卷、书本、小册子和报纸——试图到达更广泛受众的第一种大众媒体——随之而来。这些文件最初由人们无比艰辛地手工抄写，直到活字印刷的发明：原文件被刻在陶土、木头或者结实的金属上，这样用模板就可以反复印刷。

在145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引入了被称作印刷按压器的机械活字印刷术，宣告了大众生产和传播时代的开启。包括《圣经》在内的书籍开始被大量印刷，它们也确实都变成了畅销书。活字印刷术很快流行起来，五十年内，数以千万计的书被印制出来。小册子、报纸和杂志也应运而生。伴随着大众媒体时代的兴起，快速的社会变革也随之而来：政治运动（例如美国革命）、社会运动（人权、劳工及女权）以及大众教育都因为开始掌握广泛传递信息和观念的能力而汇聚力量。从这时开始，信息与传播技术开始带来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些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早期，电力的基础技术——例如电磁学和电池——开始快速发展，电力的实际应用也接踵而至。这些应用使用电来传递信息，例如留声机（最初是与声音有关的）、摩斯码、电报、电话以及广播和电影等大众媒体，讯息能够更加快捷地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20世纪则在前一个世纪的基础上有了更显著的发展，电视、视讯电话（奇怪的是，视频通话很早就被发明出来，但是直到网络摄像头时代才开始流行）、电脑以及早期像砖头那么大的手机（这时的手机还不具备超越电话之上的计算机功能，但是具备了数字传播中的移动特性）。有趣的是，新技术的出现并没有取代那些旧的技术，不同的传播技术被同时使用，有时还会激发现存技术作出变革。

到了20世纪，数据可以通过如此多的方式被如此广泛地存储和分享，以至于媒介（media）一词有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它可以用来定义信息传播的平台类型（广播、印刷、数字、移动、社交／互动、多媒体），用来指称媒体的内容（如新闻媒介、广告媒介），用来指不同的时代（传统媒介、新媒介）。当我们提到媒介一词时，差不多是在指上述所有类型的媒介。其中，一种能够即时将信息传递给广大人群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媒介——互联网——开始崭露头角。

计算机与互联网简史

事实上，现代计算机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那时人们发展出非机械化（后来机械化）的方式来计算总和、记录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以及实现一些基本的自动化功能。对海量信息进行组织和分类的更加现代的系统要追溯到梅尔维尔·杜威（Melvil Dewey）的杜威十进制系统（Dewey Decimal System），这是一个开发于1876年用来整理图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源的分类系统，以及保罗·奥克特（Paul Octer）与亨利·拉方丹（Henri LaFontaine）在1895年发明的通用十进制系统（Universal Decimal System）。该系统被寄希望用于将“全世界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分享于一个全方位的国际化的文件中心。此外，奥克特还发明了一个系统，在该系统中，读者可以使用屏幕和键盘来阅读图书，该系统还可实现数量众多的个体远程观看同一个事件，即所谓的视频会议。

按照目前已知的状况，“计算机”（computer）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早期，用来指非常擅长算术和有天赋的人，这类人被简称为“计算机”。当然了，现在当我们提到计算机，想到的是可编程的机器，这些机器执行着复杂的任务，使用数字进行编码，并可以链接到其他电脑，从而将信息从一个电脑传递给另一个电脑。

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计算机变得更加现代化，并开始逐渐出现上述种种功能。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于1837年使计算机的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设计了第一台可编程机械设备；爱达·洛芙莱斯（Ada Lovelace）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程序员（19世纪40年代）；19世纪80年代，赫尔曼·霍勒里斯（Herman Hollerith）发明了穿孔制表机（keypunch machine），这加速了计算机的信息处理；1936年，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出了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许多人认为，现代计算时代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工程师和数学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开始思考机器如何将人类思维自动化，他于1931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差不多是房间大小的机器，叫作“微分分析器”（differential analyzer），可以用来分析微分方程。194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诚如我思》（As We May Think），文中描述了一台名为memex的机器如何通过在文件之间建立链接（提供计算机化的超链接）来扩展人们的记忆，这使得人们能够建立“一串条目”（a trail of many items），并且偶尔插入“自己的评论，或者将其链接到主路径上，或者通过侧路径加入到特定项目中”（“a comment of his own, either linking it into the main trail or joining it by a side trail to a particular item”）。布什的工作受到当时技术水平的制约，他在网络和超链接发明之前就去世了，但他的想法直接启发了那些欲建立互联网和网络的人。

20世纪50年代，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构思和开发建立互联网所需的交互式计算机。由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领导的一些学者专注于开发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关的计算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执行任何人工智能任务，例如视觉感知、语音识别和决策。麦卡锡及其同事们开发的人工智能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这种计算机可以优化人们在一些游戏——例如跳棋和国际象棋——中的表现，并解决逻辑问题。美国国防部资助了这项研究，这明确了“智能机器”（“smart machines”）的重要性。1954年，美国发明家乔治·德沃尔（George Devol）发明了第一台数字化操作和编程的机器人Unimate，并使其在新泽西州的装配线上工作，这为机器人领域奠定了基础。以计算机程序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拓展产品——机器人（robots）——将承担可实现自动化的简单任务，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将承担更复杂的任务，并变得更加逼真。

与此同时，心理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 (J. C. R. Licklider)等研究人员意识到，开发能够执行多步骤普通任务的计算机也很有必要。他设想了一种人机合作或共生关系（《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其特征是“人与他的电子伙伴形成非常紧密的联系”（“very close coupling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electronic members of the partnership”）。约瑟夫·利克莱德 (J. C. R. Licklider)描述了利用计算机实现的各种可能的用途，包括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他还设想了使用点击式系统。

约瑟夫·利克莱德 (J. C. R. Licklider)的同行者们——研究交互计算的先驱们——开始研发使网络式计算得以实现的技术。受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强烈影响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 (Douglas Engelbart)提出了用计算机增强人类智慧（human intellect augmented by computers），并创建了相关的研究实验室，超链接技术和计算机鼠标就是由该实验研发出来的。此外，美国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英国的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分别开发了一种称为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数据块传输方法。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指导计算机做什么的编程代码变得越来越复杂。连接计算机的协议、网络标准和分配的域名开始出现。互联网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实际上始于负责军事技术开发的国防部的一个项目，该部门被称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DARPA）。在DARPA的一个计算机研究小组，利克莱德（Licklider）、巴兰（Baran）、伦纳德·克莱恩洛克（Leonard Kleinrock）和项目经理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等人开始发明和测试各种模型。类似的研究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例如进行军事和武器研究的全球非营利性研究和发展组织RAND，以及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工作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1965年，罗伯茨与托马斯·梅里尔（Thomas Merrill）合作，通过低速拨号电话线，将一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电脑连接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台电脑上，创建了第一个广域网（尽管规模很小）。罗伯茨把这种将计算机联网的想法称为“阿帕网”（ARPANET）。

不久，很多学术机构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阿帕电脑网络站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所分别建立起来。保罗·巴兰（Paul Baran）极力主张，互联网的节点或附件不应该直接连接到单一的集中来源，而应该是分布式的，以便其中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时整个网络不会崩溃，不会被敌人的攻击一击即中。而他的这一想法也最终实现了。这些网站之间的协调活动——主要是资源的共享和数学功能的表现——始于1969年，在1970年，更多的计算机加入到这个网络中来。1972年，在国际计算机通信大会（International 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上，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成功地向公众介绍并演示了这一系统。

由于研究不仅继续沿着使分散的计算机连接和联网的路径发展，还对这种网络可能的用途进行探索，于是，阿帕网演变成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对此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商业人士以及政府和军事用户利用这些电脑相互分享信息。此外，一项名为“比特网”（BITNET）的项目试图连接所有的学术大型计算机。斯坦福研究中心的国家信息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NIC）的伊丽莎白·“杰克”·范勒（Elizabeth“Jake”Feinler）要求提供域名，随即，大量阿帕网的纸质目录和详细介绍该系统工作原理的文件也被公布。“NIC就像历史上的谷歌，”范勒说，“人们想要任何东西都会来找我们。”

随着阿帕网的建立和运行，应用程序被开发出来。与此同时，一个人们可以用来互动的平台也被开发出来。1972年，美国国防部的工程师雷·汤姆林森（Ray Tomlinson）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他发送完就忘记了邮件的内容），并且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决定——“@”符号将被用作电子定位的符号。随后，拉里·罗伯茨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的实用程序。有了这个程序以后，人们几乎是立即开始创建邮件列表，让有相近兴趣的人群——如科幻小说爱好者或葡萄酒品尝者——共享信息并进行讨论。文顿·瑟夫（Vinton Cerf）回忆说：“我们立即意识到，电子邮件除了作为办公室的备忘录系统外，还是个社交媒体。”（“We could see instantly that email was a social medium, in addition to simply being an interoffice memo system”）这项简单而强大的以电子方式交换信息的功能迅速成为互联网最受欢迎的用途之一，最终成为数十亿人的日常活动。

1974年，在文顿·瑟夫（Vinton Cerf）、约根·达拉（Yogen Dala）和卡尔·森夏恩（Carl Sunshine）的传输协议文件中，互联网（internet, internetwork的缩写）一词第一次出现。不久之后，很明显，互联网引人注目的用途之一将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学术的，甚至不是工业的，而是社会的。随后，研究者们开始实验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如游戏、文件共享和语音通信。一些早期的群发消息和公告牌系统开始出现，但相对较少的人能够想到使用它们。计算机本身还不普及，连接到其他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所需的拨号连接不仅速度慢而且很昂贵。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掌握了操作计算机的专门知识，因为图形化的、“窗口式”（windows-like）的网络导航模式（如点击式界面）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尽管如此，小型的本地计算机网络（local computernetworks, LANs）也出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更大规模的局域网也出现了。一些研究人员、商业人士以及政府和军事组织的成员开始使用这些计算机和初生代的互联网来相互分享信息。与此同时，电脑的体积和价格都在下降。微型处理器——一种包含大部分计算机电路的小芯片——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第一次能够被放置在桌面上，几年后，甚至能够置于人们的手中。

1973年，IBM和惠普推出了第一款台式的可编程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和研究。此外，施乐公司（Xerox）、科莫多公司（Commodore）、RadioShack公司，以及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也纷纷开发出早期的个人计算机。在此期间，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开始开发一个操作系统，使得计算机能够解释和执行他们的编码指令。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早期采用者开始入手个人计算机，尽管计算机的使用还非常有限，但也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名为X.25的分组交换系统开始在国际上普及，从美国和欧洲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网络基础设施开始在全球蔓延。到1982年，数据可以通过发送控制的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al，简称TCP; InternetProtocal，简称IP）实现标准化。计算机科学家拉迪亚·珀尔曼（Radia Perlman）在原有基础上引入了一些新技术，使得数据可以更容易地被移动和管理，网络也可以测量和自我组织。由此产生的全球互联网络开始被广泛地称为“因特网”（the Internet，那时还是使用大写的“I”，有时也被称作信息高速公路）。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etwork）资助了5个大型的、相互连接的超级计算中心，这些中心连接着区域网络和高校，以及连接着这个网络所需的设备和电路。这个庞大的网络（或网络之网络），被称为“国科会网络”（NSFNET），被认为是现代互联网的“脊梁”（backbone）。

就像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当时的互联网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在1983年，美国人口中仅有约10%的人拥有个人电脑，而这些人中只有约10%的人（约1.4%的美国人）使用互联网发送和接收消息。电脑的应用和使用还不显著，操作系统既慢又麻烦。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障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使用政策禁止任何个人或商业机构使用NSFNET“主干”网络。尽管规模较小的网络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但规模较大的网络——互联网本身——被认为应该只能用于支持研究、教育和非营利性公司。但不久之后，这个政策就受到了挑战，互联网不再受到限制。

1990年，作为与互联网连接的地区性网络之一，名为MERIT的密歇根网络（Michigan network）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出探索互联网的商业潜力。一家营利性公司被允许开发和拥有计算机和传输线路并且吸引顾客。尽管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实际上，政府方面就国际互联网的未来发展举行了国会听证会），商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最终也被允许成为迅速扩张的互联网的一部分，其基础设施和服务正在不断更新。诸如Sprint、AT & T、IBM和MCI这样的通信公司资助并建立了相应技术来促进互联网的扩张和私有化。计算机服务公司（CompuServe, 1979）、神童公司（Prodigy, 1984）和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 AOL, 1985）开始提供服务包和人们“上网”的手段，微软开始开发和提供除操作系统之外的浏览器和服务器。199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结束了对互联网项目的赞助，互联网得以实现私有化。

尽管私营公司开始涉足供应商或服务提供商，但没有任何中央或全球机构控制互联网——国防部不控制，研究智库不控制，大学也不控制。互联网成功发展和认同的关键在于其开放的和分布式的架构。开放性当然同时有其利弊。恶意程序——被称作计算机病毒——开始被编写和部署，用来破坏计算机和网络的运行。被称为恶意软件的恶意代码可能会迅速从一台计算机传播到另一台计算机，清除硬盘驱动器，窃取数据或用不会消失的图形占领计算机屏幕。会严重损坏计算机的垃圾邮件（spam）可能会同时发送给无数账户。随着时间的发展，针对恶意软件和垃圾邮件的拦截服务和过滤器也会变得越来越精准，从而解决其中的一大部分问题。

尽管如此，互联网的开放性——被认为是其功能和社会应用的关键，也是其特性的核心——通过每一次迭代和创新得以保存和扩展。网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存在，不依靠任何一个部分来工作。当处在这个“网”中的服务和应用程序开始在仍然相对年轻的互联网上传播时，其影响是直接的和深刻的。

网的诞生

直到1990年，互联网还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现象。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可能不到500万。“只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找到后来被称为‘网站’的东西，”（Only people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could find what later came to be called ‘web sites,’）雷尼（Rainie）和威尔曼（Wellman）指出，“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建立网站。”（and only real specialists could build them）虽然互联网在技术上是对商业开放的，但是互联网的内部导航、运作机制和可用性——可能的机会、效果和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互联网依旧是陌生的、难以理解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1989—1991年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的发展而变化。万维网是欧洲核研究中心（NuclearRearch, CERN）的英国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创意，他发展了“万维网”（WorldWideWeb）一词。该词曾经和现在都是指，通过超文本（hypertext）系统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文件。早在20世纪60年代，超文本就被美国工程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 (Douglas Engelbart)及其团队在扩展研究中心（Augmented Research Center）广泛使用。超文本包含超链接（hyperlinks），后者允许用户轻松地、非线性地从一个数据点击到另一个，并已成为互联网使用的核心特征。通过确保文档可以被嵌入超文本链接，万维网能将用户带到网络上的任何地方，伯纳斯·李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网络的一个部分或分支无法主导或超越整个系统。文件可以连接进一个庞大的、网络化的结构并且相互连接。很快，“互联网”被简化为“网络”（the web）一词。

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对网络和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技术和智力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他（和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决心：他们决定将网络去中心化，免费提供给任何人使用。1993年，欧洲核研究中心向所有社会组织提供了免费的网络技术，这是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意味着不受限制的使用权将成为互联网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吸引力的特征。在互联网的开放式架构的辅助下，这预示着互联网的全球性（尽管不是普遍的）扩张和影响。1996年，美国的《电讯法案》（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要求所有美国的教室、图书馆和医院都要连接到互联网。随着电子邮件和数据传输技术（包括文件、聊天、电话和视频的传输）的发明，网络成为人们聚集、彼此联系、开展社交活动的地方。最终，人们在这里建立网络和分享媒体资讯。

支持万维网广泛发展的技术被迅速地发明出来，并且被计算机用户快速采纳和扩散。1993年，“马赛克”（Mosaic）——一种图形化且易于使用的网页浏览器——代替了笨拙的基于文本的浏览器“地鼠”（Gopher）；此后不久，就出现了更容易使用的图形化浏览器“网景导航”（Netscape Navigator）。现在，人们可以在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在网页上“旅行”或“冲浪”。网页成为有趣的视觉实体：比起今天的网页，那时的网页虽显简单，却比最早的版本更加丰富多彩和精致。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规定，对于在美国使用的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网站可免责于用户可能出现的侵犯版权行为（尽管有争议的内容必须暂时被拿下）。网页导览——例如雅虎——开始对网络信息进行归纳整理。这提供了基于万维网的商业和银行业务的早期版本。

搜索引擎随后出现，它为人们提供了在网上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手段，但是并没有立即被视为重要的工具。互联网被设想为“用于连接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分类或组织内容的基础设施”（“an infrastructure of connection, not of sorting or of organization”）。克里斯蒂安·桑德维克（Christian Sandvig）指出，“对那个时代典型的互联网用户来说，计算机通常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对内容进行分类。不对音乐或电影加以排序（推荐），电子邮件不会被自动地标为‘重要’或‘垃圾邮件’，搜索引擎也并不是特别有用。”（To the typical Internet user of that era, computers did not usually sort content in any way that was meaningful. They did not sort (recommend) music or movies, email was not automatically highlighted as ‘important’ or ‘spam,’ and search engin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useful）事实上，1994年推出的第一个重要的搜索引擎Alta Vista——紧随更早的搜索引擎WebCrawler和Lycos而出现——的成功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人们普遍认为，不可能或不必要对网络进行有效的分类和编目。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拉里·佩奇（Larry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开发出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并于1997年下半年向公众开放使用。谷歌并没有通过搜索词的位置来排列搜索结果，而是通过链接到它的页面数（PageRank系统）来确定网站的相关性。2001年，谷歌通过开发复杂的、基于规则的公式或算法来革新网络搜索的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对信息进行排序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搜索更加个性化，能够向你（搜索者）提供最感兴趣的链接。

这些创新为越来越多的交互式软件、媒体平台和被称为应用程序或app的专业程序的开发铺平了道路。有着广泛背景和特殊兴趣的人们开始创造现在席卷文本网络的错综复杂的网页、网站和博客。许多人的想象力被这种创新的流动所吸引，创造内容和相关技术的方式变得更加明显、可用、可实现和便宜。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在参与对互联网的塑造。

但是，互联网那时还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普及。促进互联网连接的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欧洲渗透［这要归功于丹尼尔·卡伦贝格（Daniel Karrenberg）等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亚洲发展［韩国的全吉男（Kilnam Chon）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非洲扩展［这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包括埃及的塔雷克·卡麦勒（Tarek Kamel）、南非的麦克·劳里（Mike Lawrie）、肯尼亚的Shem Ochuodho以及东非的Charles Musisi］。目前世界上只有约一半的人使用互联网，人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最穷的地区带入线上世界。在全球的许多地区，电子（和物理）基础设施还不够发达，除了最富有的公民，其他人还无法承担。此外，专制或极权主义政权可能会审查或过滤互联网，使人们无法自由地获取和传播信息。然而，移动电话通信的扩张——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更加迅速，这为许多个人提供了互联网接入，否则他们将无法使用互联网。

深层的“暗”网也在出现

阿帕网刚刚出现，没有编目的、无法通过普通的网络检测到的、小型的、孤立的网络就开始出现。这些神秘的网站有时被称为“暗网”（darknets），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些神秘的网站数量不断增加，在我们今天所知的互联网开始成形的时候，这些网站也以指数级增长。由于需要特殊的加密，这些网站上经常发生非法活动，如共享有版权的资料、非法赌博、交换和使用包括儿童色情在内的非法色情内容。由于这些网站不会出现在搜索引擎上，想要访问的人需要知道URL，并手动输入，这似乎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身份保护和匿名性。

21世纪初，Freenet发布，该软件有助于登录难以追踪的网站和互联网区域。2005年，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发布了Tor软件，该软件可以隐藏用户的位置和IP地址。Tor的目的是保护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同时为那些想要在互联网上访问“暗网”和通常不想被发现或识别的访问非法网站的人提供了掩护。随着Tor的广泛使用，软件盗版激增。2005年，每天有多达50万部电影被非法播放，非法复制和使用微软Office软件的行为十分猖獗。据估计，2005年，由于“黑暗网络”（dark web）大肆活动，全球公司损失了340亿美元以上。

从那时起，暗网就呈现扩张之势。2009年，比特币——一种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被开发和引入市场，它将成为这类货币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种，非常适合参与非法活动和发展非法业务（也包括其他更可接受的用途）。非法毒品和武器的买卖市场建立起来，生意兴隆。数据黑客更容易达到破坏性的目的。例如，在2015年阿什利·麦迪逊（Ashley Madison）遭遇的数据黑客攻击中，那些加入并利用该网站进行婚外情的个人发现自己的数据遭到黑客攻击，并被转移到暗网。该网站要求他们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2500美元，不然就将他们的不忠行为公之于众。近年来，犯罪黑客和网络犯罪开始激增，检验着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执法资源和技术技能。

暗网也被用于各种政治和恐怖的目的。极权主义政权中的人可能会使用加密和未编目的网站来组织反抗，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当政权禁止公民使用互联网时，这种行为变得更加迫切。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利用这些网站进行对话，组织他们希望对当权者保密的运动。但近年来，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利用黑暗网络招募成员，组织和实施破坏性活动，这种行为正急剧增加。

“暗网”是“深网”（deep web）的一个子集，深网包括数据库、需要注册的页面和网站（包括用于网上银行的网站），以及付费墙后面的网站。有许多这样的网站和页面，它们的数量每年呈指数增长。这些网站大多数都不是有害的，但如果没有进行特殊注册，也无法登录——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网络的“深处”。此外，那些还没有准备好“活命”的网站和页面版本，或者那些曾经是活着的但后来被删除的版本，仍然可以作为深网的一部分而存在、存档或被检索。当我们被告知“互联网上没有任何东西真正消失”时，想想深网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无线通信和移动通信

信息与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最大进步之一，就是无线通信能力的发展。通过使以象征符号为中介的媒介世界触手可得，无线和移动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认为手机（现在是智能手机）是这些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但它们之前还有许多创新，使得个人虽然在物理空间中的距离越来越远，却在旅途中保持社交关系。这些创新包括道路、铁路、汽车、飞机、石板、笔墨、书报、晶体管收音机和手持式相机，所有这些工具都有助于实现便携式交流。我们通信的设备越来越小、越来越便携，这反映了许多现代人在旅途中获取信息和享受社会联系的愿望。

无线通信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发现了使无线连接成为可能的电磁波。无线电波通过双向无线电——例如公民频段（citizen band）无线电——进行电子传输和电报发送。后来，广播电视节目和用于确定汽车、船只和飞机的位置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出现了。到20世纪中叶，蜂窝数据技术、人造卫星和其他无线网络成为现代移动电话、计算机连接、Wi-Fi和无线宽带互联网的基础。

手机技术最初是以汽车电话的形式出现的，于1946年首次亮相。它们庞大而昂贵，当然也受制于当时的技术。虽然它们是移动的，但当时没有完善的蜂窝数据技术和晶体管技术，因此呼叫更像是公民频段的无线电传输，其中一个人必须等待另一个人讲完一句话才能进行对话，并且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听到。最早的手机像手提箱那么大，“唯一可以打的电话是打给服务站，因为拨打电话所需的电源实际上会耗干全部的汽车电池”。

摩托罗拉（Motorola）曾一度引领移动手机业的发展，手机不再被固定在汽车上。1973年，工程师马丁·库珀（Martin Cooper）在纽约市制成了第一个移动电话。这个电话差不多两磅半重，电池续航时间只有20分钟，但这并不重要，曾有人引述库珀的说法，“因为你拿不了那么久的电话”。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充足的无线电频率被分配，移动电话开始成为可行的大众技术；而后，电话的尺寸和价格都大幅下降，它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进入21世纪，手机真正变得“智能”：除具备短信和网页浏览等基本功能，手机还是迷你的娱乐和信息中心。四代“移动电话技术”（称为1G、2G、3G和4G，两代之间相差约10年）被用来标记移动电话的功能差异。技术的改进包括：在1981年的第一代通信技术中，在通话期间，当用户在不同的站点间移动时，呼叫需要从一个站点传输到下一个站点；而在2012年的第四代技术中，这种技术被互联网的分组交换技术所取代，这使得流音频、视频和电话的密度更高。

对于智能手机而言，通过电话进行对话不再是其首要目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手机和智能手机开始采用全键盘，而不是将字母嵌入数字键盘，无线数据价格也开始下降，这使得发送文本信息成为主流。发短信（texting）是一种相对简单、方便、不会产生干扰的沟通方式。它可以在任何活动和环境中静静地完成。发短信是一种方便而有效的沟通方式，它使得许多近距离的、持续进行的人际连接成为可能。

近年来，美国人口中使用短信的比例急剧上升，使用手机进行语音通话的比例则大幅下降。从2006年到2011年，发短信的美国成年人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31%上升到59%，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超过75%的美国青少年发短信，年纪较大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发送超过100条短信。现代智能手机是真正的迷你电脑，包含着照相机、文字处理功能、互联网接入和众多的应用程序。

现在，手机已经遍布全球，甚至进入了一向贫困的农村或人口稀少的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可能根本无法利用该技术），尽管在这些地区，人们使用的更可能是基本的电话功能且无法访问互联网；此外，在这些地区，几个人共享一个电话并不罕见。许多移动网络用户很少或从不使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来访问互联网。移动技术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或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在移动设备上进行游戏行为的巨大增长。

早期的在线联网

当一群人（或群组或组织）相互连接或联系在一起，并且彼此间形成一些联系且相互影响时，他们就可以说是“联网的”（networked）。当我们说一些实体是联网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追踪和绘制出他们构成网络的具体方式，其中一些网络是微妙的，甚至是无形的。

在线社交网络（online social networking）经常被描述为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最新应用之一，但它实际上早于这二者。第一个计算机化的人际社交网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它在促进物理空间中相互分离的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且在早期使用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感。

许多人认为穆维·图罗夫（Murray Turoff）是社交互动计算（social, interactive computing）之父。在他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工作中，首先是为政府工作，之后在新泽西理工学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代教，他设计了几个项目，让分散的个人通过计算机分享信息。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一个名为“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EIES）的电话会议系统，其中包括早期的在线教育课程。有趣的是，它还鼓励用户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会议。许多在EIES之后设计在线网络的人都提到，这个早期的在线计划如何影响他们对数字连接和联网的看法。

建立一个人们可以发送电子消息且其他人可以对此进行回应的系统，是人们在线连接的一种方式。起初，这种信息交换不是同步发生的：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得到回应！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州伯克利（Berkeley）附近各社区通过电线将终端连接起来而构成的“社区记忆”（Community Memory）等实验项目就允许人们交换信息，使其能够提交问题并做出回答；伊利诺伊大学开发的柏拉图系统（PLATO）允许人们分享“笔记”（最初是教育导向）、玩游戏、聊天和建立网络，并最终在世界各地传播这些信息；起源于1978年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计算机公告板系统（Computerized Bulletin Board System），从一开始就打算通过拨号吸引更广泛的公众。此后，这种发帖和回帖机制通常被称为公告板系统或BBS，最终被简称为论坛（或信息、讨论板）。

20世纪70年代，网络游戏诞生，并以稳定的速度普及开来。一些游戏是基于冒险的，并鼓励玩家们一起创造被称为虚拟“世界”的东西。这些游戏被称为MUDs（multiuser domains，多用户域）、MOOs（multiuser object-oriented domains，多用户面向对象的域）或MPORGS（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这些游戏中，大量的用户共同创造有意义的领域或环境，在这些领域或环境中，他们互动、游戏并形成关系——包括恋爱关系和网络性爱（cybersexual）关系。玩家依靠彼此来创造和居住在游戏空间或“世界”中。

在图形界面发展之前，这些世界只是基于文本，而没有图像或头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让玩家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多维的环境中。宽敞的、共同的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仅可以玩游戏，还可以相互了解的“地方”，这一直是游戏体验的一个关键方面。紧随其后的是基本的图形界面和一系列互动游戏［如1974年的“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和“世界”（如“模拟人生”（The Sims），2000年的“生活体验”（life experience）电子游戏］的出现。参与者感觉自己真正沉浸在社交互动中，有时甚至感受到虚拟现实的体验，这种体验确实是非常真实的。

很早就进入社交网络世界的人通常是“技术控”（techies）——对计算机或游戏的兴趣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无从知晓如何获得这种非常罕见的计算机化技术）。他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处理非常缓慢的数据传输和等待响应的时间，并且有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以这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连接。这些坚持不懈的早期使用者和用户给了这个全新的技术社交活动一个起飞和成长的机会。

1980年，杜克大学的汤姆·特拉斯科特（Tom Truscott）和吉姆·埃利斯（Jim Ellis）发明了另一种让人们分享和讨论文章及帖子的方法，被称为Usenet，最初只在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使用。它使用阿帕网而不是互联网。Usenet没有单一的中央机构或服务器。相反，这是一种庞大而分散的结构，能够让那些对不同主题感兴趣的人群在基于文本的分类新闻组中找到彼此，发布和检索文章及消息，并以自由和未经审查的方式讨论这些交流（这是因为没有中央权力机构可以审查，尽管新闻组已受到监控）。它以相当快的速度广泛传播。不幸的是，由于其开放和未经审查的性质，一些用户在整个系统中不受限制地散布盗版、非法和色情内容，最终威胁到其作为首要的在线社交网络的地位。而且，来自讨论组和论坛的竞争也开始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这些讨论组和论坛以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为特征，预示着Usenet的衰落。Usenet最终从阿帕网转移到互联网，由于它是如此分散，因而无法一下子全部关闭。事实上，它仍然存在，尽管不再在社交网络中占主导地位。到2010年，Usenet在杜克大学也不再运作。

1984年，医生拉里·布里奇（Larry Brilliant）说服自由派杂志《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的出版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联手创建一个独特的在线社交网络，其部分是共同体，部分是商业机构。布里奇的想法很简单：“让一群有趣的人保持连续的沟通，我们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Take a group of interesting people, give them the means to stay in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stand back, and see what happens）这个实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被恰当地命名为“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 WELL），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交网络。其特点是成员之间进行激烈、深入的交流，互相提供各种支持，包括有时候会汇款和开面对面的会议。WELL影响了接下来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交网络，包括为大学生建立的早期在线社区Tripod（成立于1992年）和GeoCities（成立于1994年），后者允许用户仿照城市区域设立网站。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WELL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WELL的精神——认为互联网可以是高度社交的观念——开始渗透到人们共同的意识中。在1994年和1995年，维基（Wiki）这一网络应用开始出现，它使得人们可以在网上相互协作地建立、编辑文档和网站，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实时发布。美国在线的即时信使（Instant Messenger）（AIM，成立于1997年）允许参与者实时聊天，流行，甚广。黑板应用（Blackboard）（也建立于1997年）是一个教育课程管理系统，为在线教学提供结构化的手段。博客的出现也开始使互联网成为一种个人的也是公共的表达空间。

第一篇博客——尽管没有明确地命名——通常被认为是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的学生贾斯廷·霍尔（Justin Hall）发出的，他在1994年开始在链接网（justin's links）发布关于他生活的文章（在撰写本文时，该博客仍在运营）。这样的网站被称为网络日志（因为他们“登录网络”[logged the web]），后来被称为博客（blog），包括链接集合、日记般的思考和忏悔、信息扩散或上述这些的集合。从1999年开始，平台Blogger为个人提供了创建和分享博客的简单方法，从而有助于这一实践的普及。由于互联网还没有被广泛理解，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在线分享私人的想法和感受。事实上，2002年，博客作者希瑟·阿姆斯特朗（Heather Armstrong）因在网上抱怨她作为网页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被解雇，这是在线分享的潜在恶果的一个早期例证。尽管如此，在Blogger和其他博客和日志网站（如Xanga和LiveJournal）诞生的几年之内，博客已经被广泛接受；到2006年，有超过4000万篇博客文章在互联网上发布。

维基百科（Wikipedia）诞生于2001年，此后，视频、音频和文本会议等维基和协作实践不断增长。维基百科是在易于访问的地方收集大量信息这一行为的拓展，这与百科全书（其名称部分来源于此）类似，但前者由2000多万用户（或“编辑者”）不断更新（其中大多数是具有技术技能的男性）。它开始成为更专业的在线百科全书Nupedia的补充，后来则直接替代了Nupedia。维基百科也使用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软件，这意味着它的内容是免费分发的和可再生产的。这样的系统可能会损害开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但是，那些对百科内容进行监管的用户会尽量减少不准确性，在需要的时候对条目内容加以审视，并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而且条目的准确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理想的改善。它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系统，也不是一个有着黄金标准的研究工具，但是当用批判的眼光来使用它时，它可以成为探讨某主题的很好的起点。目前来看，它也没有公司的偏见，因为它不接受广告，并声称它永远不会。

这些早期的网络系统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证明在线连接的技术是可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带来的副产品——强大而真实的社区意识。那些通过在线网络进行交流的人经常会感到他们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社区或俱乐部的成员那样真实地、密切地相连。当然，这是一种建立社会性的新方式。被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称为“电子前沿”（electronic frontier）的早期开拓者，向其他人展示了网上所花费的时间能够带来真实的、有意义的社交和社群交往质量。很快，这种质量就成为互联网的实际代名词。

全功能的社交网络站点和社交媒体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与早先的实验完全不同的网站，它们拥有一个专业化的名称——社交网站（SNS）。这些网站与之前的网站不同，用户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自己“朋友”和“粉丝”的名单和档案。这些朋友和追随者通常是他们已经熟悉或者知道的人。SNS的成员也可以创建个人资料页面，将他们使用的网站个性化。与过去的网站相比，它们通常更容易操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方便用户使用。

这些网站也不同于先前网站的规模。它们可以同时提供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沟通功能，赋予用户个人传播和“大众媒体”的感觉和功能。网站上的资料通常可以轻松地共享和转发，信息和个人资料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访问。社交网站有时被称为新媒体，但由于显著和影响深远的社交功能，其最切合的名称应当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尤其是那些媒体分享能力显著的平台。

通常来说，首个公认的全功能社交网站是1997年的“六度”（Six Degrees）。虽然AIM网站已经开始提供好友名单，同学网（Find Alumni, View Yearbooks & Plan Class Reunions）允许成员加入其所在的高中或大学并且寻找可以联系到的人，一些早期的约会和社区网站允许创建和发布个人档案，六度却是第一个将所有这些功能综合起来的网站。在当时来看，这似乎是太“超前”（ahead of its time）了。虽然当时六度吸引了数百万用户，但用户的地理位置过于分散，基于面对面互相认识的大规模人际网络未能形成。然而，在线社交网络的第一真理愈发明显：人们使用在线社交网络大多是为了维持和加强他们与面对面相识的人的联系。

下一批受到广泛运用的SNS围绕日志（LiveJournal）、社区兴趣（AsianAvenue, BlackPlanet）、商业（Ryze）和虚拟世界（Cyworld）而组织起来。2002年，Friendster面世，这一社交网站具有明确的目标：帮助朋友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接触并且见面。Friendster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和文化的问题，当公司努力去实现用户希望的功能时，用户却感受到愿望的幻灭。有趣的是，当Friendster的热度在美国逐渐消退时，它却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欢迎。Friendster的成功曾一度说服许多团体推出自己的社交网站，大约在2003年，这类网站爆发式地涌现出来（尤其是LinkedIn、http://Tribe.net和MyChurch）。

社交网站围绕着媒体共享这一主题而发展起来。2003年以后，Flickr（照片分享）和YouTube（视频分享）等媒体分享网站在其网站上增加了社交网络功能，成为完整的社交网站和真正的社交媒体网站。今天，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在很多方面是同义词，因为大多数社交网站允许（事实上是鼓励）媒体共享，用户经常一起完成这些活动。2003年推出的MySpace——作为全方位服务的SNS——特别受到音乐人和乐队的欢迎。人们开始根据他们的音乐偏好和其他各种共同的兴趣与他人联系。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MySpace的成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网站成员会鼓励他们的朋友加入。最后，MySpace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并被牵连进几起未成年的性犯罪和丑闻，随后，它就失去了顶级社交网站的地位。

MySpace的下滑恰逢Facebook（最初称为“thefacebook”）的崛起，而后者最终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社交网站。2004年，Facebook最初由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大学其他同学的协助下建立，建立之初仅限于哈佛大学校内使用；2005年，扩展到其他大学和高中；接下来扩展到职场专业人士，并于2006年开始向更广泛的世界扩散。截至撰写本文为止，Facebook仍是全球用户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社交网站，用户总数约20亿，其中7.5亿为每日都登录的深度用户。然而，有些人认为，Facebook的增长是以牺牲其早期的亲密和“酷”的特征为代价的。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Facebook做出了以下战略决策：通过广告将网站商业化，在整个互联网中嵌入“点赞”按钮，允许网站中存在大量的应用程序，并与被称为“无摩擦共享”（frictionless sharing）的网站一起使用。上述这些举措都被批评为了经济利益而侵蚀了用户间的亲密关系和社区感。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一些很明显是假的“新闻”文章、广告和看起来像确有其人其实却是机器人（机器人程序）的假账户盛行，这些账户是故意用于传播错误信息的，可能会影响Facebook用户关于选举的意见和行动。现在，很多人依靠社交媒体——特别是Facebook——为他们提供有关时事和新闻的信息。马克·扎克伯格在2017年9月的一条帖子中为没有对这些现象采取更警惕的措施表示了道歉，他写道，“我请求大家的原谅：我过去的工作使人们产生了分化而非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我将努力做得更好。”2017年10月，Facebook发布了3000多条与俄罗斯有关的广告，这些在竞选期间出现在Facebook的平台上的信息大部分是带有分裂性的。这一争议凸显了社交媒体对发布在其平台上的内容的作用和责任——这一争议肯定将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上演，并让社交媒体公司加大监管力度。

Facebook还开发出了一套算法，并利用这套算法确定谁是他们的真正用户，如何最好地与他们联系，并且鼓励他们更深入地参与到网站中。然后，Facebook开始通过收集和出售他们的数据来赚钱，诸如Twitter和Pinterest等其他社交网站也是如此。此外，社交网站也可以通过在公司销售广告或股票来赚钱。

Facebook已经证明，社交网络可以是非常大的业务。社交媒体、社交网站以及博客网站目前多如牛毛，其中一些——如Twitter、Instagram和Foursquare，以及WordPress、Blogger和Tumblr等博客网站——已经非常流行和有影响力，用户数量达到数百万。社交媒体专家、设计师、作家和管理人员同计算机科学家、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和其他技术野心家一道构成了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现代劳动力。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很多网站和博客上，大量的网页内容都是免费提供和分享的，这使得那些希望通过这种工作来赚钱的人们的处境变得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些“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ies）谋职，在这一产业中，观点的交流（例如教育、科学和大众媒体等领域）占主导地位。

21世纪前十年的三重革命

2000年以来，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在社交连接方面引发了一场不亚于革命的进步。社交网络研究人员李·雷尼（Lee Rainie）和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把这三个进步的交汇点称为“三重革命”（triple revolution）。位于不同技术发展水平的社会都受到了影响。

在21世纪之前，使用宽带服务或无线技术访问互联网较为罕见。移动连接和社交媒体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世界上约一半的家庭都接入了互联网，常常被用户带在身上的移动电话更使得人们通过按下一个按钮就接触到信息和娱乐，通过发送短信、打电话和社交网站就能建立社交连接。在10个美国人中，差不多有7个使用Facebook、Twitter、Pinterest和LinkedIn等社交网站，他们通常是受过大学教育且收入较高的人。当人们接入互联网时，社交网络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项活动，即使在不发达地区也是如此。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专业服务和网站开始在互联网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线广播电台（从1994年开始）和亚马逊（1994年）、eBay（1995年）等零售商开始在电子游戏、各种兴趣网站以及色情网站发现他们的受众。体育、新闻、娱乐和名人八卦等主题的网站也数量激增。1999年，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推出了名为Napster的点对点文件共享程序，开创了音乐共享、发行和制作的新时代。尽管该网站由于涉及版权和音乐所有权等法律问题而在两年后被关闭，但Napster创造了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传播音乐的新文化，后来的iTunes（2001）、YouTube（2005）以及Netflix和Hulu（均成立于2007年）都凭借这种传播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大幅增长，为了使带宽（bandwidth）或信息容量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针对宽带容量的投资也开始增加。与此同时，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微软、谷歌以及亚马逊等公司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服务器和在线存储空间。这一需求导致的结果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这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最重要的计算发展之一。云计算是“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访问和与网络位置无关的资源库，按需求进行的自助服务计算资源的模式”（a model for delivering on-demand, self-service computing resources with ubiquitous network access and location-independent resource pooling）。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数字活动和存储都发生在非物理空间中，该空间独立于任何硬件而存在，并且可以从任何计算机设备进行访问。然而，当数据被数字化和远程集中时，也存在严重的漏洞。

各种信息开始大量生成和传播。随着知识越来越集中在大型数据库中，这些大型数据集的管理和分析——通常被称为“大数据”（big data）——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信息成为技术密集型社会中的“主要流通物”（primary good），社会成员们开始觉得几乎需要不断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获取、检查和认证信息的技能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这样的社会有时被称为信息、知识、信息—网络或网络社会。

三重革命是一场全球革命。虽然数字技术的红利仍然由那些更有权势的人获得，许多人还无法完全接入互联网，但是这项技术可以为网络的发展和资源向社会中下阶层流动提供一种机制和途径。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将计算机、互联网连接和数字素养带到欠发达地区的举措有助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赋予当地社区和人群以权力。

以上对传播技术和媒体历史的概述仅仅关注了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即那些创建了技术发达、被计算机所渗透的社会的行动和态度。在反思信息传播技术的历史时，我们应该记住，技术不仅受到其发明者影响，也被采纳者和使用者塑造。许多技术最终被使用的方式与其创造者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电话，他原本是想让其作为助听设备，现在却被用于远距离交流，并成为移动通信革命的中心。正是社会中的人们——包括你和我，以及那些在社交上和技术上更有影响力的人——决定着技术的发展路径和技术将要创建的社会类型。

技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改变。想想吧，如果计算机化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在个人、小团体、组织和社会层面将会是多么不同，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线上和线下环境，以及你在其中的体验将会是多么不同，甚至是你都会变得不同。你应当把学到的东西个人化，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并试着更好地理解那些生活在不同情况中但可能有相似需求的人们的生活：在我们复杂的、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寻找意义。

原文：《超连接：互联网、数字媒体和技术-社会生活》

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摆脱计算本来的束缚

Robert Taylor : Turn Your Backs on the Origins of Computing!

离开高级研究计划局之后，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去了犹他大学，在那里他只工作了一年。当年，他直冲五角大楼上级办公室时无视的那些规则和官僚主义，在这里也成了他和大学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来源。犹他大学的管理层不欣赏泰勒企图把信息研究实验室的计算机上的时间卖给学校其他学生的做法。

就在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开始在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同时，泰勒又把行李装满了家用旅行车，继续向西开去，这次他走得很远，几乎到了太平洋海岸。就在离大海半小时路程远的地方，也就是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他停了下来。泰勒未来13年的职业家园就在这里：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Xerox PARC）。这所研究中心的几乎每一项著名的突破，从个人计算机到网络，再到打印机，都可以在泰勒1970年创立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里找到踪迹。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刚成立两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就像泰勒本人一样不循惯例。比如，它的会议室里配有装满豆子的懒人沙发。泰勒知道，在施乐公司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Rochester）总部的大部分会议室里，都摆着标配的滚轮转椅和巨大的木桌，锃亮的桌面映射着公司经理、销售、工程师以及执行官们轮廓分明的脸庞和整齐的衣领，以及风格保守的领带。泰勒也知道，在施乐公司的其他办公室里，是不允许自行车靠在墙上，也没有“弹性工作时间”（work-when-you-want）的政策让实验室通宵灯火通明。

泰勒都知道，但他觉得无所谓。他对官僚主义的怀疑不断滋生，美国企业中存在着太多的官僚主义。在泰勒看来，人们太在意自己看起来在做什么，而不是真的在做什么。

所以，当有人提议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放懒人沙发时，大家都很赞同，泰勒也很高兴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里有这样反传统的会议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低矮的玻璃幕墙建筑位于斯坦福工业园区，泰勒现在有带着20多个灯芯绒垫子的椅子，颜色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色：焦糖色、金黄色、鳄梨绿、子夜蓝。

1972年春天，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年轻记者准备写一篇关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杂志文章（“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主题是“设计了计算机的怪杰的年轻激情与坚定的反建制主义”（youthful fervor and firm 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of the freaks who design computer science）。文章将会发表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这本杂志5年前在亚瑟·罗克（Arthur Rock）的支持下声名鹊起。罗克是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英特尔公司、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简称SDS）以及以后的苹果公司的幕后风险投资家。杂志社派了一位名叫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年轻摄影师陪同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一起前来。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拍了很多懒人沙发的照片，还拍到了那些胡须茂密、鬓角有好几厘米长的研究者的不少写真。泰勒喜欢莱博维茨给他拍的照片：他的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细心偏分的头发微微搭到耳朵上沿，左手拿着深色的烟斗，冒出的缭绕烟雾遮蔽了他脸庞的下方。

莱博维茨也拍摄了一台计算机的实物模型，研究者艾伦·凯（Alan Kay）一直在督促小组把它造出来：这是一台笔记本大小的计算机，大部分都是屏幕和键盘，它更易于使用，小孩子也能操作。艾伦·凯（Alan Kay）长相英俊，髭须满面，之前是一位职业音乐家，曾经在家里造过一台管风琴。之后，他还获得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艾伦·凯（Alan Kay）本来在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工作，泰勒把他招聘到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科学研究上与他展开紧密合作。

艾伦·凯（Alan Kay）心目中理想的计算机（凯称它为Dynabook）和世界各地办公室、银行以及高校里嗡嗡作响的150000台计算机都不同，这种不同就像配备懒人沙发的会议室和那些执行官的会议室的差别一样。1972年，计算机不再是价值上百万美元、有房间那么大、通过打孔卡片进行批处理的大型机“巨兽”，但即使是新式的小型计算机，比如桑拉德·库尔茨格（Sandy Kurtzig）正在为惠普公司编写程序的那种计算机，仍然要占好几个文件柜的空间。小型计算机通常用于控制红袜队（Red Sox）比赛的计分板和百老汇《歌舞线上》（A Chorus Line）演出中的照明灯。这种计算机的售价高达50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它还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专业工具。

让当时的计算机变得像今天的这般袖珍，而且简单到儿童也可以使用，这个想法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1969年，售卖高档商品的内曼·马库斯百货公司（Neiman-Marcus）的商品清单里就有一台价值10600美元的霍尼韦尔“厨房计算机”（kitchen computer），消费人群专门瞄准那些“蛋奶酥做到极致，膳食规划充满挑战”（soufflés are supreme, her meal planning a challenge）的家庭主妇。这本商品清单里还出现了一头真实的小象，或许和“厨房计算机”比起来，这个小动物的出现也不算太陌生，也不吓人或者没有实用价值。“厨房计算机”一台也没有卖出去，即使还会配送一件围裙和一本菜谱。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泰勒的实验室也无法在1972年制造出一台笔记本尺寸的Dynabook。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制造的这台计算机属于个人计算机，它有大屏监视器、鼠标、菜单、文字处理程序以及很多窗口，还能创建并编辑文档，并能把编辑好的文档发送给打印机（打印机也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打印出来的文件和在屏幕上看到的文档一模一样。这台个人计算机还能够存储文件、档案和图像，不仅能够通过以太网（同样由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连接到打印机，还能连接到别的计算机，向其他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和文件。

泰勒给这台革命性的计算机起名为“阿尔托”（Alto）。这是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的延续，是他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多年前铺下的构想的合理发展。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工作时资助了这份构想：计算机能够成为一种连接人与想法的交流设备。

在高级研究计划局，泰勒通过两种方式资助了这个想法。他支持开发了分时计算机（time-sharing computers），这种计算机反应之迅速，远超以往的任何计算机。他还创立了阿帕网（Arpanet），把计算机连接在了一起，也把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在了一起。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泰勒带领的研究团队和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共同合作，即将把这两缕线编织进同一套阿尔托系统（Alto system）。这套系统集合了世界上最容易使用的计算机，以及把它们连接到一起的网络。再过10年，才有人能赶上他们。

未来的施乐

泰勒最早是在1970年夏天听说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起初，施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杰克·戈德曼（Jack Goldman）说服公司开设了一所研究中心，每年拿出600万美元的运营预算，研究人员包括“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电气工程师、系统分析师、运筹学研究者、数学家、统计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生物化学家”（the best in computer scientists; electrical engineers; systems analysts; operations researchers, mathematicians and statisticians; and biophysicists and biochemists），目的是打造“未来的施乐”（the Xerox of the future）。研究中心本来的名字叫作“施乐高等科学及系统实验室”（Xerox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Systems Laboratory），不过没有采用，可能是因为缩写不雅。

戈德曼提议，施乐公司应该把研究中心的地址设在拥有“极具文化气息的夜生活”（intellectual night life）的大学城，这样不仅能够吸引来研究者，而且对研究者自身也有好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就这样成立了。在这里，戈德曼打算开设三个实验室，分别研究基础科学、系统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对于实验室未来可能生产出的产品，他还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制造一台一半是复印打印机，一半是计算机的设备”（a machine which is half xerographic printer and half computing machine）。戈德曼提出的规划，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广招才子，任其发挥。他告诉施乐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前5年都不要指望研究中心能生产出什么有用的产品来。

泰勒带着他典型的雷厉风行的风格来到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的第一次访问是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一个月的时候，是物理学家乔治·佩克（George Pake）邀请他来的。佩克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主任，之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还担任过华盛顿大学的教务长。日后，佩克会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磁共振专家，还会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佩克的目标不是把泰勒招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来，而是请泰勒帮忙看看，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应该招募什么样的人才。“这得看实验室想要做什么。”泰勒说。当佩克告诉他说，实验室要支持数据科学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时，泰勒告诉他：“施乐公司购买这家计算机公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它是一家不够格的企业。”泰勒还认为数据科学系统公司的最新产品Sigma计算机很“恶心”。他告诉佩克，没有哪个值得招募进来的人，会想加入一个实验室来支持这样的二流公司。

这次访问结束之后，泰勒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与佩克和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有任何联系了。然而，很快佩克又邀请他来进行第二次访问，这次是要谈一份工作。佩克表达了非常仰慕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人际关系，希望他能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但不是来担任主任一职，因为泰勒没有博士学位。佩克提醒他说，一个希望获得世界级声望的实验室需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来当领导者，而且佩克坚信，只有进行过高等研究的人才能管理好一家高级的实验室。

泰勒从没有迈过“佩克认为他不够格”所带来的侮辱的这道坎，即使后来佩克雇用了他，还让他选择拥有博士学位的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做自己的老板。埃尔金德是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以前的学生，还曾是Bolt,Beranek and Newman公司的高管。尽管泰勒很乐意让埃尔金德来处理实验室的管理事务，自己带领研究团队；尽管佩克支持了泰勒的提议，让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施乐公司在纽约州韦伯斯特（Webster）研究实验室同等学历的科学家多拿15%～20%的工资；尽管之后佩克离职了，不再担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由一位泰勒觉得更糟的继任者替代；尽管佩克告诉泰勒担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负责人的资历不够这件事过去了40年，这份侮辱的伤痛仍然挥之不去。

虽然泰勒对佩克本人有一点儿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一职。泰勒知道，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主任人选，他就会被任命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副主任。泰勒喜欢旧金山湾区的天气和活力，自从在斯坦福研究所赞助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研究以来，他就经常造访此地。泰勒也很喜欢斯坦福大学，因为这所大学培育出了不少计算机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中心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只有1.6公里远，学校胡佛塔的尖顶比这个区域的任何建筑物都高。泰勒把家搬到了帕洛阿尔托老镇的一所工匠风格的房子里，这里的街道都用浪漫主义学派的诗人的名字命名。社区里都是年轻的家庭。

施乐公司总部要求研究人员集中关注“信息的体系结构”（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对泰勒而言，重新包装一下交互式计算机网络的愿景就能满足总部的要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辞令上的问题。无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追求何种未来图景，泰勒都坚信：“是时候抛弃中心化计算机、给每个人配备一台计算机了。”（it was time to get rid of centralized machines . . . and give everyone their own machine.）

“我知道应该找谁来做这件事，”泰勒补充道，“我知道谁是美国最杰出的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而且我也认识。”

魔术般的团队领导力

泰勒缺乏正规的技术训练，他虽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塞韦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研究者核心圈子中的成员之一，泰勒叫他“胡子老头”（graybeards），这人很敬重泰勒，称他是“没有手指的音乐会钢琴师”（a concert pianist without fingers）。泰勒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小旋律，但不会演奏；不过他知道如何模仿这种旋律；如果调子错了，他也能听出来，但他需要别人来演奏这首音乐。

有很多伟大的技术梦想家，他们的想法仅在自己偏执的指引下从未得以完全表达。在泰勒所处的时代，在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就有两个这样的人。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是“超文本”（hypertext）这个词的发明者，20世纪70年代，他写了一篇有关复杂信息的体系结构的文章，叫作《上都计划》（Project Xanadu）。虽然人们对它充满了期待，它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万维网，但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同样地，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很多想法也没能实现，直到它们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实验室里得到改进和完善。

泰勒有能力把一群杰出的研究者招募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一位非常好的研究者抵得上两打一般好的研究者，并让他们共事很多年。泰勒还有老板的支持，埃尔金德处理了实验室大部分的管理事务。用一位对两人都怀有敬意的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泰勒引领了我，而埃尔金德管理着我。”

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工作为泰勒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在那段日子里，他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研究者，慷慨地资助了他们的研究。因此，泰勒从这些研究者中精选了自己的团队。“只要泰勒打几个电话，这些研究者就来签约了。”施乐公司的一位执行官回忆道。泰勒先从犹他大学开始招聘，接着从Bolt,Beranek and Newman公司挖了几位研究者。在哈佛大学，泰勒一直追着网络专家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不放，即使在得知哈佛大学拒绝给梅特卡夫授予博士学位之后。

在招募团队时，泰勒跳过了年轻的微芯片和电子公司，而是更倾向于从学术界而非商业界来挖掘大批人才。他从伯克利分校招募进的一个团队，曾和他在加州大学一起做过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之后又在校园附近创办了一家企业——伯克利计算机公司（Berkeley Computer Corporation）。而此时，这家公司正面临破产，所以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为能把业务问题抛诸脑后，加入一个研究实验室而感到兴奋不已。就像以后会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的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所说：“我们之所以创立伯克利计算机公司，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进行特定研究的方法。”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也加入了泰勒的团队。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兰普森和凯未来都获得了图灵奖。这个团队还包括：系统设计专家彼得·多伊奇（Peter Deutsch）；顶级设计工程师理查德·舒普（Richard Shoup），他将会因在彩色图形上的成就获得艾美奖；顶尖程序员吉姆·米切尔（Jim Mitchell）；还有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他最为众人所知的是，在离开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之后为微软公司编写的Word文字处理软件。泰勒认为，伯克利小分队是“我们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骨干”。

泰勒还拜访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恩格尔巴特实验室（Engelbart’s lab），请来了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英格利希制作了首个鼠标的原型，还安排了1968年那次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的技术演示。此后，英格利希又去招募了恩格尔巴特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结果有15个人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其中大部分去了系统科学实验室（systems science lab）。泰勒从没有想过要去找恩格尔巴特，因为泰勒想要“能上手的工程师”，恩格尔巴特干其他什么都行，但却不是泰勒要找的这种人。“恩格尔巴特是一位规划师，而我们这个团队不再需要规划师了。”（He was a visionary, and if there was anything this group didn’t need, that was another visionary.）泰勒说。泰勒觉得恩格尔巴特“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恩格尔巴特连造访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都觉得不舒服。“我访问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几次，虽然那里的人总是给我看很多他们在做的东西，但都是在暗自告诉你：‘看，这就是应该走的路子。’”恩格尔巴特说。

泰勒认为，在这场把计算机从一台美化了的计算设备变成一台通信工具的“战役”中，他招募进来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泰勒招募了硬件和软件专家，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编程语言专家，还有人机交互界的权威专家。每一位专家都头脑灵活、人脉广泛。“必要的时候，你们要舍得摆脱计算本来的束缚！”泰勒这样告诫他的20人团队。

新成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着和泰勒一样的理想。和兰普森一起追忆往事的时候，艾伦·凯回忆说：“我们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已经重生为交互式计算机科学家了。泰勒非常有警惕性，绝不把那些不会真正喜爱这行的人招聘进来。”兰普森同意说：“或者说那些没有准备好做这行的人。”

泰勒本人极富魅力，能吸引到很多同行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不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也提供了高工资待遇和顶级的资源。在这里，研究者能很方便地与斯坦福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特别是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的研究人员来往。他们能够参加在校园里举办的讲座或者造访其他机构，与相关人员会面。泰勒实验室的几位研究者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课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工作为这些研究者提供了与走学术路线相当的智力挑战，却又没有教学或者发表论文的要求。

泰勒的实验室只有一条不可违反的管理要求。所有人每周都要集中到懒人沙发会议室开一次例会。泰勒并不在意他的研究者是否来上班或者穿什么衣服来上班，什么时候吃午饭或者什么时候刮胡子也无关紧要。但是，一到星期二，所有人都必须来懒人沙发会议室，而且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会议是实验室所有智慧的发源地，泰勒用这个会议来确保团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些会议也展示了泰勒被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和兰普森两人称为“魔术般的”领导力到底是如何发挥的。

会议开始时，泰勒会先讲一些管理上的事情，比如有多少空闲岗位，有哪些访客即将前来等。然后，他会要求大家汇报各自项目的进展，宣布一些社交活动通知。团队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单身，他们一起在山里骑车，或者在距离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几公里远的波托拉山谷的高山旅馆吃午餐。周末，他们会一起在山谷上方的海岸森林里来一场远距离的徒步旅行，这里雾气缭绕，空气凉爽。他们还会在家里烧烤聚餐，参与彼此的地下工作室项目。泰勒是一名竞赛型网球手，喜欢向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最好的网球手们发起挑战，然后在邻居家后面的网球场里满身大汗地大战一场。之后，球手们会在泰勒家里休息。“那里有冰镇的胡椒博士汽水、敞开的大门、穿过房间的微风，随时欢迎任何人的到来。”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回忆道。

在每周的懒人沙发会议里，泰勒也会花时间倾听怨言。比如，餐厅的食物太差、设备不足、秘书工作太多等问题，以及由抱怨施乐公司的复印机进而引发出一大堆令人惊讶的问题。

泰勒仔细地倾听着，认真做着笔记。他知道，真正富有创意的计算机科学家通常是有点固执己见的个人主义者。泰勒会迎合这种倾向。当团队要搬到一幢新楼里去时，泰勒询问了每一位研究者，以确定他们最想要的电话系统。有20位研究者都想要按键式电话，而非老派的转盘式电话，但除此之外，大家的要求就各不相同了。有1个人不想要秘书，有9个人想要艾伦·凯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可以把来电直接转给接线员，有5个人不喜欢消息等待指示灯，有7个人想要一条内部对讲线路。从定制电话这件小事就能看出，泰勒想让研究团队知道，他是在为研究者工作，而不是相反。

每周，一旦社交和日常行政事务都处理好了，泰勒就会把整个团队带进会议室，讨论核心问题，他把这些问题称为“半成品点子”。有位研究者会在一块黑板上介绍当前的工作，并规定所有参与讨论的规则，比如，他人能否通过打断他来提问？他会说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叫大家讨论两个小时，还是只是丢出几个想法就让出话筒？泰勒将发言者称为“庄家”（dealer），因为发言者设置条款的方式，就像是庄家设定扑克牌游戏的规则。很快，大家把会议本身也称为“庄家”（Dealers）了。

“庄家”（Dealer）还有一种更富有对抗性的含义。泰勒读过1962年流行的一本算牌指南《打败庄家》（Beat the Dealer），这本书由爱德华·索普（Edward O. Thorp）所著。泰勒希望参会者能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找到发言者的漏洞，就像在21点游戏里，算牌者用连续计算的方式来增加对赌庄家的胜算一样。发言者的每一次展示和发言，都被听众的细语乃至反对意见打断。泰勒坚信，这样的冲突有利于得出更好的结果。泰勒一直确保争论都是围绕着工作而非发言者本身进行的，但不总是成功。用泰勒的格言来说就是：“争论才健康，不应该制止。”（controversy is healthy and should not be inhibited.）

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时，组织过首席研究者的会议，“庄家会议”很像这种会议。当时，泰勒也希望研究者能够相互提问，提出那些他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他坚信困难的问题能够帮助大家厘清思路，阐明观点，并突出各自的专业技能。

泰勒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工作的整个期间，就像在庄家会议上一样，都在为实验室的对话提供框架，然后让技术专家们来接手。泰勒偶尔会进行调解，确保航向正确。“泰勒提出的为人们服务的交互式计算的概念，就是把团队凝结在一起的力量。”鲍勃·斯普劳尔（Bob Sproull）在1977年这样写道。斯普劳尔之后离开了实验室，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学术工作，“每当这股力量在日常工作与风波的喧嚣中开始消退时，泰勒就会努力把我们的视线从眼前的细节中转移出来。”这也是泰勒启动阿帕网项目（Arpanet）的方法：设定一个目标，招来合适的技术人员，然后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插手。

允许研究团队自己设定目标并达成的路线，并不意味着泰勒放弃了掌控权。如果他觉得讨论不再发挥作用，就会中止。有一次，泰勒发觉“庄家会议”的发言质量在下降，就威胁说要把每周一次的会议改为每月一次，这引起了员工的反对。泰勒调解争论的方式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把对方的观点解释到让对方满意为止，即使他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泰勒还会去做实验室里最不讨某些人喜欢的决定：关停那些远离主旨的研究项目，比如关于彩色图形的高级研究。

泰勒会在技术上听取员工的意见，尤其是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的。兰普森来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时候只有29岁，虽然瘦得像根电线杆，却充满活力。他既聪明又活泼，有一回，兰普森被安排在一次计算机科学会议上发言，由于前一位发言者超时太多，他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旋风一般但仍让人信服地讲完了需要一小时才能讲完的内容，然后冲出门外赶飞机去了。

兰普森和泰勒一样顽固。他拒绝写长篇大论的备忘录，喜欢以简短的语句传达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兰普森说，自己宁可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也不想要施乐公司新办公楼里那些奇丑无比的家具。

“泰勒对兰普森言听计从。”塞韦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说，“如果兰普森有什么疯狂的想法，那就糟糕了，因为泰勒肯定会听他的。不过，兰普森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自己动手建一台计算机

泰勒在管理上非常前卫，他管理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等级，每个人都向他汇报。对每一位新募成员，每一位在职员工都有表决权，如果这个人没有加入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他们会“非常失望”。这个团队已经接受了泰勒的标准。“我们招募进来的每个人都要能增进整个团队的智商。”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解释说。有时候，这种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会引发被兰普森称为“群体迷思”（groupthink）的现象，导致实验室错过一些重要的人选。比如，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曾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短暂地工作过，但没有获得正式的永久职位。最终成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一份子的人，也都得到了实验室的全体支持。

如果团队都觉得某个想法是好的，泰勒就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推进那个想法。“多给它点空中掩护。”查克·葛什克（Chuck Geschke）说。泰勒并不在乎自己在施乐公司中的政治地位。在实验室的工作开始的第一个月，他的研究团队急需一台计算机，用来设计和测试新建造的计算机。实验室的计算机就像是化学实验室里的各种烧杯、化学品以及分光仪，是让研究成为可能的基本设备。泰勒把这个提议告诉施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后，他们想让实验室使用一台由最近收购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生产的计算机，就是泰勒第一次访问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时称为“恶心”（an abomination）的那台。泰勒的研究团队觉得这台计算机无法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一台由施乐公司的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DEC）生产的PDP-10计算机。

泰勒支持了他们的请求，并把这个请求告诉了佩克，然后由佩克传达给公司总部，于是公司副总裁从总部来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听研究者的提案陈述，以便决定是否购买一台百万美元级别的PDP-10计算机，何况它还是施乐公司的竞争对手生产的产品。

然而，这位副总裁没有被说服，并拒绝了购买PDP-10计算机的请求。消息传到泰勒实验室后，几位研究者威胁说宁愿离职，也不愿意使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泰勒又一次支持了他们。最后，佩克想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泰勒的实验室不能买PDP-10计算机，但可以自己仿制一台。于是，实验室设计并组装了一台仿制的计算机，他们称之为“MAXC”，向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创始人马克斯·帕雷夫斯基（Max Palevsky）嘲讽地“致敬”。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好的团队建设活动。在1970年建造一台计算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只是焊接一些东西，用螺丝拧上几个零件，加载一个操作系统和几款软件程序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研究者需要设计和制造零部件，编写和调试代码，还需要在内存的类型上达成一致。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需要审阅来自供应商的提案。在斟酌这些决策的时候，从没在一起工作的人学会了合作，泰勒称为“独奏者们”（soloists）的一个各自为政的团体变成了一个交响乐团。这个团队还挖掘出一批可靠的本地供应商和制造者。

不过，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允许研究者制造计算机是一项糟糕的决策。因为耗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几十万美元，来仿制一台竞争对手的计算机，而不是购买一台立马就能使用的施乐公司自己的产品，很不划算。而且，施乐公司还丧失了一次机会：让一群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为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开发软件。

泰勒跟研究团队说，如果使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很快就会被改名为施乐数据系统公司[Xerox Data Systems]）的计算机，他们就无法完成想要做的工作。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不过，施乐公司的很多CEO不这么认为。泰勒的研究者想要做什么来推进计算的发展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能做什么来让施乐公司赚钱。他们应该用一台施乐公司的计算机并为它开发产品。

“这次小事故为未来将要制造的产品定下了基调。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被允许完全独立地运作，去创造那些用来展示研究者才华的技术，而无须考虑这些技术与施乐公司的未来到底有没有联系。”一家公司的CEO后来这样写到，他曾在这次计算机采购过程中访问过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泰勒的团队都是充满了‘弥赛亚’式热情的人。他们的忠心从来不是献给施乐公司，而是献给了那些能让信息技术研究摆脱大型计算机束缚的智力挑战的。”

泰勒确实想要“摆脱大型计算机的束缚”（the stranglehold of mainframe computing），但是，他和实验室的每一个人对施乐公司还保有一份忠诚。在未来的10年里，泰勒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创造的技术来引起公司高层的兴趣，但罕有成效。

1972年年初，泰勒实验室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MAXC计算机快要完工了。很快，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就会把它连接到阿帕网上。然而，到了最后阶段，研究者开始抱怨优化工作非常“令人沮丧”，和他们的预期差得太远。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泰勒的那位有着博士学位的老板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提出疑问，“施乐公司是否应该买下阿帕网。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寻找一个外部机构来以公共服务的方式运营这个网络，就像运营全美电话网络一样”。

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与杰克·戈德曼（Jack Goldman）、泰勒商量之后，决定组建一个小组来“分析购买阿帕网的利弊，并提出一项施乐公司应该采取的措施”。最后，施乐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都拒绝购买。1975年，美国国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接管了阿帕网的运营职责。

如果施乐公司或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买下了阿帕网，会发生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与随之而来的因特网的实际发展相比，阿帕网的独立性会下降很多，也很难随性地发展。拥有网络的公司很可能会加强对入网条件的控制，对可以接受的使用条件更为严格。

施乐公司在思考是否购买阿帕网的时候，泰勒的研究团队正闹着要新的项目。泰勒需要想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1972年2月，兰普森在“庄家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带来了一丝火花。“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造一台简单的计算机上来。相比于我们现在拥有的设备，这种计算机不能太贵，不能太难制造。”兰普森说：“简单的计算机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如果其中一些计算机可以用网络连接起来，“在未来10年，人们想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

在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庄家会议”上，兰普森和艾伦·凯围绕制造一台价值500美元的计算机做了一次更详细的演讲。两人提出了一些技术想法，并邀请感兴趣的人来参加几天后的另一次会议。

泰勒对这个提议感到非常兴奋。从一年多前实验室启动开始，他就一直想要建造一台小型的、易于使用的计算机。当时，泰勒还没法像兰普森和撒克那样来描述制造那个将被称为个人计算机的想法。“泰勒当时挥舞着双臂，谈了些交互式计算机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兰普森回忆道，“我们所解读到的是，他正在描述一些完全不现实的东西。”其他地方的研究者（多数由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建造过一些非常昂贵的个人交互式计算机的原型。不过，这种小型的易使用的计算机不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目标。从一开始，实验室的目标就是建造那些能被多个群体使用的系统。兰普森所感兴趣的只是为100个或者多一点的用户建造系统。

1972年年底，兰普森、凯和撒克带领团队开始规划一整套由10～30台阿尔托计算机组成的系统。到了12月，兰普森（Lampson）公开了一份富有开创性的备忘录，标题叫《为什么是阿尔托》（Why Alto）。这份备忘录把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的设想变成了能够实现的蓝图，提出了一台能够在办公桌上放得下的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的规格。这种计算机使用图形显示器、键盘以及“鼠标或其他指示设备”。这份备忘录还拍出，这台计算机能够上网，能连接到别的计算机和打印机上。兰普森明确地指出，只是让一个人拥有一台功能强大、易于使用且负担得起的专属计算机是不够的。

“如果建造一台廉价而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能够在阿尔托计算机（Alto）上做出令人信服的成就。”兰普森写道。兰普森不仅用“阿尔托”（Alto）称呼这台计算机，也用它来称呼“阿尔托系统”（an Alto system）。他继续写道：“如果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搞清楚原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凯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小组一同协作建造阿尔托计算机（Alto），疯狂地加班加点。拉里·特斯勒在凯的实验室里工作，特斯勒曾和蒂姆·莫特（Tim Mott）搭档研发过图形用户界面。当时他俩共用一台计算机，一个人晚上做编程，另一个人白天做，两人的工作时段在换班时有一小时的重叠。“我们忙得就像创业公司一样，”撒克说，“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只有在凌晨2点喂奶的时候，我才能见见我的女儿。”

泰勒的团队不断朝目标前进，硅芯、电线、操作系统、微码、路由器、“0和1”，这些能联网的交互式计算机的零件一个接一个地被制造出来。

泰勒的团队写下的备忘录揭示了他们的使命感与紧张感：“这些问题看起来值得解决”“这是我的看法”“欢迎评论”“本文为草稿”，有两份备忘录的标题非常值得一提：“发泄不满”（Vented Frustrations）和“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What Am I Doing Here）。

泰勒的实验室纪律非常严明。每一份备忘录都盖着“已阅并理解”（Read and understood）的章，并签上了名字和日期，全都按照当时世界各地科学实验室的标准规范来做的。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泰勒仍然是一个温暖而体贴的存在。“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泰勒的办公室。”特斯勒回忆道，“他会给你帮助。”鲍勃·斯普劳尔（Bob Sproull）写道：“泰勒对我的信心比我自己还多，我展示出来的每一份自信都源于他的鼓励。”

特斯勒回忆说，泰勒偶尔会给他一些卡通卡片，用来阐明泰勒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在1968年合著的文章《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泰勒总是强调说：“阿尔托计算机还没成为现实呢。”泰勒并没有完整地规划出阿尔托计算机的未来。“每当我们完成一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泰勒说。既然一台交互式计算机需要优化的是通信而非计算，阿尔托计算机就需要围绕着显示设备建造，而非算数单元。把焦点放在显示上则意味着需要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又需要新的应用程序；阿尔托计算机的目标之一是通信，显然还需要一个文字处理程序，一直这样下去。“随着你安置好一个元件，下一个是什么也就变得很明确了，”泰勒说，“如果你想把字符通过网络传送给一台打印机，就可能需要把要发送的字符存储下来，因此你还需要一个文件系统。如果你想把字符写进一封电子邮件里，就需要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独立的部件，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同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指引研究团队朝着这个方向演进。”（You knew you wanted to send characters over a network [by the way, you need a network], to a printer [so now you need a printer]. And these characters you were sending, you might want to save them, so you needed a file system. Another thing you could do with these characters: you could compose them into an email, so you needed an email system. These were all separate components in a way, but in another way, they were part of a system. One of the things I did was guide this progression.）

一步又一步，一个零件接一个零件，泰勒与他的团队正在为现代个人计算机产业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