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宣布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并表示“没有‘禁区’”，这一声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项协议暗示，北京和莫斯科即将重启它们早已终结的联盟——在上世纪50年代短暂结成联盟时，这两个大国曾对美国构成强大威胁，不容忽视。
尽管两国存在种种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亲爱的朋友”，并在2023年3月被听到对他说，两人正一起“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频繁会晤，并发表了一系列纲领性声明，强调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即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承诺推动一个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根据俄罗斯驻华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的说法，习近平已接受普京邀请，将于2025年5月前往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两国伙伴关系已超越言辞和象征意义：中国向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提供了物资支持，包括军民两用技术（既可用于军事也可用于商业）和对俄石油天然气的购买。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层对俄罗斯依然心存矛盾，既担心被卷入普京激进的反西方计划，也对可能爆发一场冷战感到忧虑——这场冷战既非中国所愿，也非其所擅。北京不愿承诺与俄罗斯建立正式联盟，也强烈反对自己被归入所谓“轴心国”，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并列。而朝鲜的金正恩政权，正日益成为令北京头疼的主要因素。
2025年1月，我在北京和中国三亚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组织的讨论活动，旨在作为“二轨外交”的一种形式——即由各国非政府的民间人士参与，讨论国家间关系。这场对话汇聚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前高官及前外交官，展开了激烈但富有成效的交流。
这些讨论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见解：北京之所以看似不愿与俄罗斯和朝鲜建立三边联盟，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安排要求中国承担战略领导角色，而北京对此明显毫无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中国主导的任何“轴心”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以便其盟友能够团结一致——而在北京，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使命应该是什么。
中国不愿意在对抗西方的斗争中领导一群不可靠的伙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对抗所带来的高昂代价，因此在做“两手准备”。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非常规外交手法——将强硬言辞和经济战争威胁与中俄之间的大国合作承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北京对美国走向的不确定感。因此，华盛顿此时正拥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重启外交努力来测试中国的真实意图，尽管同时也在为遏制做准备。
领导者的悔意
我所参加的磋商重点讨论了中国与朝鲜这个“流氓政权”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与会者看来，北京并未鼓励金正恩最近转向俄罗斯的做法——这最终在2024年6月促成了朝俄结盟条约；实际上，北京甚至很可能事先并未被告知。而且，习近平也不赞成朝鲜直接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约一万名朝鲜士兵，用以抵御乌克兰的入侵。此举表明，金正恩即使仍依赖与中国的贸易来维持政权存续，也已经愿意并有能力脱离北京单独行动。在向普京提供部队和大量军火的过程中，金正恩刻意向习近平表明，他并非中国的附庸。
参与磋商的俄罗斯代表则对中朝俄三方缺乏协调表示遗憾。普京虽频繁与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会晤，却希望召开三方峰会，推动三国关系更加紧密。但习近平与金正恩自2019年以来再未会面。三国曾进行过三边磋商，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10月，但如今朝鲜拒绝再参与此类会议，更倾向与俄罗斯亲近，而非中国。
北京也不愿在东亚建立一个集团，部分原因是担心这将促使日本、韩国和美国组建一个更加公开、针对中国的联盟。相比俄罗斯，中国对朝鲜的核计划忧虑更深。俄罗斯人已经现实地接受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而北京则担心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会促使日本和韩国启动各自的核计划。因此，即便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遥不可及，中国可能仍希望重启与朝鲜的无核化谈判。一些中国与会者表达了对朝鲜好战倾向的担忧，包括金正恩政权可能对韩国发动军事挑衅的风险。毫不意外的是，中国害怕被一个躁动不安、难以预测且总体不可靠的“代理国”拖入冲突——不论是朝鲜，还是俄罗斯。
中国不愿担任平壤代言人并非新鲜事。早在1990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曾向他承诺：“朝鲜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高举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与中国人民肩并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而战斗。”金日成当时寄希望于，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能领导这场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但北京并未急于接过苏联社会主义的“遗弃之旗”，而是专注于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政策，即所谓“韬光养晦”。中国随后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并未与朝鲜断交，中朝关系也再未恢复冷战早期那种并肩作战的亲密状态。当年毛泽东口中的“唇齿相依”，如今早已不复存在。
信号失灵
中国领导人或许正试图从上一次超级大国对抗中吸取教训。历史学家对冷战起因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约瑟夫·斯大林一手促成，也有人认为那只是场不幸的意外。有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与美国达成一个大国妥协协议——即莫斯科和华盛顿彼此尊重各自的“合法势力范围”。问题在于，双方对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势力范围应延伸到何处产生了分歧。华盛顿认为莫斯科的动作过于激进，在担心低估斯大林扩张野心的背景下，最终选择了遏制政策。
而北京今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并不想开启新冷战，但另一方面却在积极为冷战做准备，却又不知道如何向美国传递“我无意冷战”的讯号。中国不断扩张核武库，进行敌意浓厚的间谍活动，发表好战言论，尤其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一切都显示，习近平似乎已经做出抉择，中美对抗已不可避免。
中国与俄罗斯、朝鲜的关系，在其反对西方霸权的战略中仍具实用价值。中国战略家以简单的地缘政治逻辑思考：美国是西方的领袖，正试图打压中国；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正面挑战西方，因此普京是在帮助中国，不能被“甩下车”。同理，中国也不会完全抛弃朝鲜，不是因为它赞成金正恩的行为，而是因为金正恩仍是对抗美国的一件有用武器。
但另一方面，若过于投入与激进的俄罗斯结盟，北京可能反倒被束缚住。习近平与普京的“兄弟式拥抱”已经损害了中国在欧洲的形象：2024年12月，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批评中国“以经济和武器援助支持俄罗斯，违反了我们的核心欧洲利益”；2024年5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在会谈中敦促习近平减少对莫斯科的支持。考虑到中国与欧盟之间高达7620亿美元的贸易额，在当前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更显重要，北京的战略家们必须认真思考：新冷战所伴随的经济分裂，是否真对中国有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甚至特意安抚欧洲领导人，表示北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正如近代历史和现实所示，经济联系并不能阻止大国冲突。普京在乌克兰的鲁莽冒险，已经表明他愿意为追求荣耀牺牲与欧洲的经济关系。而无论哪个中国外交官或学者，无论他们在体系内多么有影响力，也都无法代表习近平做出明确承诺——因为，正如普京一样，习近平或许最终仍会选择与西方对抗。
对话并不廉价
习近平对西方意图的最重要信号之一，将体现在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式上。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他宣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海峡两岸的骨肉亲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统一。” 和历任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拒绝放弃使用武力统一中国与台湾的可能性。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话语中带有强烈的紧迫感，仿佛他已下定决心入侵台湾，只是在等待时机。
然而，也有可能习近平并未真正做出决定，而是在等待观察美国的反应。在这方面，冷战的历史同样具有借鉴意义。1950年，斯大林严重误判美国对朝鲜入侵韩国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他通过窃听电报得出的情报结论认为美国不会出兵保卫韩国。他未能预见到华盛顿在应对莫斯科挑衅后，其威胁感知和政策已发生转变。如今，习近平也可能得出类似结论——认为美国对台湾防卫并不认真——并据此行事。而他也可能像斯大林那样误判，带来对世界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正如冷战时期的升级是一步步发生的，中间还穿插着试图缓和的努力，中美关系尽管已在对抗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但仍未不可挽回。如果中国不希望从研究冷战历史走向重演冷战，就不该表现得像是拒绝与美国对话。
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曾面临外交阻力，与中国决策者的接触机会极少。中国还冷落了五角大楼维护两军沟通的努力，尽管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2024年5月终于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但双方联系仍十分零散。这种故意设障或许是为了表达对美国鹰派立场的不满，但无论有意与否，它传达出的另一个讯号是：中国已坚定走在新冷战的道路上。
北京应当通过公开或私下渠道向华盛顿传达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意入侵台湾。北京还应降低关于即将“统一”的公开言论，以为建立亟需的互信打下基础。
此外，北京还应明确表示，它并不寻求与莫斯科结盟。“无上限”伙伴关系虽然引发了西方的强烈警觉，却未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好处，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北京在对俄关系上的表态会直接影响西方的威胁认知。尽管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取消“反霸权”措辞无法彻底消除美国对新“轴心”的担忧，但至少可以削弱这种担忧的有力证据。
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应更加直接地参与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作为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以及向俄提供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重要供应国，中国在双边关系中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促使普京接受停火协议。维持一场“冻结冲突”并不违背中国避免乌克兰局势升级的利益，同时还有助于稳定中欧关系，甚至可能成为北京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交集领域——后者已表态，无论是否达成全面和解，都希望促成停火。
考虑到王毅在慕尼黑表示“所有各方和利益攸关方都应在适当时机参与和谈进程”，以及特朗普有意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现在正是中国表明愿意就乌克兰战争与美国开展直接、实质性对话的时机。
从上一次中吸取教训
1945年，当美苏关系开始乌云密布时，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自信地预测，他在与苏联的博弈中有85%的胜算，因为“苏联比我们更需要对方”。但现实远比这复杂。斯大林担心美国会把任何苏联的让步解读为软弱，因此指示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表现得毫不让步”。而今天的美国，既不再拥有核武垄断地位，又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中国，已经无法指望重现杜鲁门的高成功率。因此，积极的外交才是华盛顿缓解甚至逆转与北京对抗趋势的最大希望。
首先，美国应加倍努力劝阻台湾宣布独立，因为这将极大破坏地区稳定，对东亚乃至全世界都可能带来危险后果。华盛顿可以将其对台外交与中方的私下保证挂钩，要求中国承诺不会入侵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也应坦率告诉中国：除非北京通过公开声明和具体行动，表现出愿意在东亚推动互信机制、表明自己并不寻求新冷战，否则华盛顿将不得不为台海冲突做准备。这些互信措施可以包括：响应特朗普提出的军备控制倡议、发展两军之间的沟通机制、以及避免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当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时，亨利·基辛格曾批评民主党人对苏联宣扬人权。他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姿态只会激怒苏联人，使外交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他仍通过开创与中国的和解、在中东问题上巧妙周旋于克里姆林宫之间，取得了对苏联的重大外交胜利。如今，美国应当借鉴基辛格的做法，在对华政策中避免对北京进行民主价值观的说教——这些说教不仅令中国领导人警惕，而且对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收效甚微。特朗普本就不习惯使用其前任们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语言，因此天然更容易避开这一议题。
特朗普还应主动邀请中国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中国已经派出特别代表李辉负责俄乌事务，也已就和平解决冲突发表过声明。若邀请北京参与谈判，特朗普既可借此测试中国的善意，又能在协议达成后确保中国对停火协议的落实负有一定责任。
2025年2月，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75周年。这段看似牢不可破的联盟，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仅维持了大约十年，便在彼此指责背叛中分崩离析。中国之所以能避免苏联的命运，正是因为它选择了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与西方推进现代化与发展。如今，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展开合作，但双方的关系并非结盟，也远非真正的“无上限”。随着新冷战的可能性逐渐逼近，中国对是否真要带领一群固执且不可靠的伙伴与美国对抗感到犹豫。中美两国都应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探索替代性的合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