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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电 - 牛顿贝特曼小学是芝加哥市一所有着经典红砖外墙的公立小学，该校六年级学生对 Google 式教学非常熟悉。
在去年的一门社会科学课程中，每个学生手里都拿着一台由 Google 推出的笔记本电脑。他们打开 Google Classroom 应用程序，那是老师留作业的地方。接着，他们点击书写程序 Google Docs，开始写论文。
当时只有 11 岁的马苏马·汗（Masuma Khan）从笔记本电脑前抬起头，告诉我们，她的论文探索了古代雅典的学校教育与她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有什么不同。她说：“那个时候，学生使用木制书写板，并且需要将所有笔记记在书写板上。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 Google Docs 上做笔记。”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Chicago Public Schools）是美国第三大学区，拥有大约 38.1 万名学生，该学区目前正处于“课堂 Google 化”这一美国教育深刻转变的最前沿。
在短短五年时间里，Google 颠覆了各家公司为了将产品打入教室而使用的销售方法。Google 借助于教师和管理者将公司产品推广到其他学校。它直接请教育工作者对其产品进行测试，有效地绕开了学区的高级官员。它用廉价笔记本电脑 Chromebook 和免费课堂应用程序的强大组合击败了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
该公司表示，如今，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小学生（超过 3000 万儿童）正在使用 Gmail 和 Docs 等 Google 教育应用程序。Google 推出的笔记本电脑 Chromebook 最初很难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学校里的“发动机”。今天，在进入学校的移动设备中，超过一半的设备是 Chromebook。
美国最大学区纽约市教育部前首席信息官哈尔·弗里德兰德（Hal Friedlander）表示，“从 2012 年秋季到现在，Google 从一个有趣的可能性转变成了全国各个学校指导学生寻找信息、创建文档和提交文档的主要途径。Google 已经成了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这个过程，Google 推动了公立教育的理念改变——优先培养孩子在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技能，同时弱化数学公式等传统学术知识的教育。这使科技公司 Google 站在了一场困扰美国教育一个多世纪的大型辩论的中心：公立学校的目的是培养有知识的公民，还是有技术的工人？
在去年的一次行业会议上，Google 教育应用程序组组长乔纳森·罗切勒（Jonathan Rochelle）在演讲中触及了这一思想。在提到自己的孩子时，他说：“我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如何运用二次方程式’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学习这种知识。我不知道如果答案就在那里，他们为什么不能用 Google 寻找答案。”
学校为 Google 提供的利益也许超过了他们的所得：Google 获得了未来的一代又一代顾客。
在进入学校的几百万台 Chromebook 中，每台 Chromebook 上的管理服务会为 Google 带来了 30 美元收益。不过，通过使学生在幼年阶段习惯于公司的服务，Google 可以获得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美国学生从高中毕业。一方面，Google 使那些拥有学校 Google 账户的人很容易地将自己在学校 Gmail 和 Docs 上的信息以及其他文件上传到常规 Google 消费者账户上；另一方面，学校也在鼓励学生这样做。例如，就在本月，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查特菲尔德高中发布了一则通知，督促毕业班学生“确保”他们将学生账户转换成“个人 Gmail 账户”。
一些家长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警告说，Google 可以利用孩子学校邮件中的个人信息，建立将他们作为年轻消费者的更加强大的营销档案。
戴维·巴尔索蒂（David Barsotti）是芝加哥地区的一名信息技术项目经理，他的女儿也在小学里使用 Google 的工具。他表示：“我的担忧是，他们正在建立孩子的个人档案。当这些孩子成年时，他们可以创建出更好的个人档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
Google 公司的罗切勒表示，当学生将学校邮件和文件转移到个人 Google 账户时，这个账户将受到 Google 隐私政策的管理。他说，“个人 Gmail 账户可能会被广告利用，”但 Google Drive 中的文件“永远不会受到以显示广告为目的的扫描”。
被扰乱的教育
作为市值 6520 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子公司，Google 是几十年来各家科技公司为了将学生吸引成为未来顾客而进行的战争的最新重量级选手。调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负责教育科技行业的分析师迈克·费希尔（Mike Fisher）表示：“如果你能让某人尽早接触到你的操作系统，就能尽早获得他的忠诚度，这种忠诚度可能会持续一生。”
通过在教育产品开发和营销上超越对手，Google 迅速拿下了这些下一代用户。
2013 年，当其他科技公司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向学校销售他们现有的、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产品时，作为 Google Docs 共同开发者之一的罗切勒在 Google 组建了一个团体，以创建专门用于学校的应用程序。
为了推广这些工具，Google 全球教育推广者贾梅·卡萨普（Jaime Casap）开始带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进行全国旅行：卡萨普不是兜售 Google 的具体产品，而是告诉教育工作者，通过创造性地使用这些在线工具，他们可以改善学生在大学和职业生涯中的表现。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首席信息官菲利普·迪巴托洛（Phillip DiBartolo）表示：“当苹果和微软继续采用传统销售渠道时，老师们对于 Google 产品在课堂上的使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不过，当 Google 通过寻找老师试用新的应用程序有效绕开学区管理者时，这种做法在芝加哥和另一个学区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两个地方，Google 遭到了严格的控制。
苹果和微软主要靠销售设备和软件服务盈利，而 Google 则主要依靠在线广告创收，其收益大部分来自对用户数据的复杂应用。多年以来，Google 利用学生线上活动相关数据的行为一直遭到质疑。
儿童保护组织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的比尔·菲茨杰拉德（Bill Fitzgerald）说：“除非我们知道他们收集了哪些信息，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信息，又将怎样利用这些信息，还要保证用户知道这类收集活动，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将会帮助还是伤害到一个孩子。”常识媒体致力于监测教学 APP 的隐私保护和安全问题。
Google 拒绝披露收集这些使用公司服务学生信息的具体细节内容，公司分管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布拉姆·布特（Bram Bout）指出，Google 隐私政策中列举了公司通过教育服务收集的各项信息，例如位置信息和“用户如何使用该项服务的细节信息”。
布特说，在 Google 核心教育服务（包括 Gmail、Calendar 和 Docs）中，“学生数据只用于提供与他们相关的服务，这样学生就可以利用邮件进行交流了。这些服务都不插入广告，更不会根据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去投放广告”。
一些家长、学校管理人员和隐私保护活动家认为这还不够。他们认为 Google 应该提高信息收集的透明度，公开公司收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
芝加哥地区项目经理巴索第（Barsotti）说：“如果我的女儿回到家后，用我在家里的电脑登录 Google Docs，他们就获知了家里的地址。如果收集这些信息是以教育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需要收集这些信息呢？”
校园营销机器
Google 教育的推广者卡萨普则更愿意将 Google 看作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所在，他认为 Google 崛起的故事是一个幸运的巧合。2006 年，Google 聘请卡萨普负责在坦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展新业务。
卡萨普很快说服学校管理人员取消了昂贵的内部邮件系统（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举动），换成了免费版 Gmail 和 Docs 的组合，Google 此前一直都只向公司销售这类服务。一个学期之后，学校 65000 名学生中的大多数都注册了邮箱。
Google 公司一项新的业务就这样诞生了。
之后，卡萨普邀请高校管理人员同其他学校分享他们在学校使用 Google 服务的成功故事。卡萨普说：“这一次引起了大爆发。”西北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有很多学校也都开始使用 Google 的服务。
这就是 Google 教育的营销脚本：利用便捷价格低廉的特性吸引学校管理者，然后呼吁这些学校向其他学校进行推销，让这些早期使用者成为同行中的先行者。
这一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非常成功，因此卡萨普决定将其推广到公共学校。
教育部前官员史蒂文·纳尔逊（Steve Nelson）说：在 Google 这一战略实行过程中，俄勒冈州教育部官员正在寻求帮助降低当地学校邮件成本的方式。2010 年，政府正式批准 Google 教育应用在当地学校上线。
卡萨普说：“再一次引发了轰动。”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找到他，卡萨普将纳尔逊介绍给他们，纳尔逊向他们传授俄勒冈州推广 Google 教育服务的经验。
当时 Google 正在针对教师发展一个增长战略，教师是课堂的把关人，他们可以影响学校管理者关于教育技术的决策。Google 教育高管布特说：“动力来源于教育者们，这也是我们所欢迎的。”
Google 创立了数十个名为 Google 教育集团（Google Educator Groups）的线上社区，教师们通过这项技术可以交流想法。这一群体还以实力创新者（Certified Innovator）为名发起培训项目，面向那些能够专业利用 Google 工具的教师，帮助他们树立专业形象并向同行传授经验。
很快，教师们开始在社交媒体和教育技术大会上谈论 Google 的教育服务。Google 也频繁出席并赞助这类活动。公司还鼓励已经使用 Google 服务的各个学校召开“领袖研讨会”（leadership symposiums），学校管理人员可以与邻近学校分享他们的经验。
虽然利用教育行业内的口碑营销已经成为了教育技术公司十分常见的经营手段，Google 还是非常成功地在大范围内使用了这种营销技巧。一些评论家表示，公司利用公共学校人员占有了市场。
教育技术战略（EdTech Strategies）咨询公司总裁道格拉斯·莱文（Douglas A. Levin）说：“公司开发教育资源既是为销售，也是为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说，家长和教育从业者应当关注的是 Google 在学校中超强的渗透性，以及“公司如何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为 Google 品牌营销服务的。”
布特却不以为然，他表示公司找到这些教育从业者并非出于营销目的，而是为了促进教师之间互相学习的一种努力，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谷歌公司的各种工具。
他说：“我们负责扩大这些故事的影响力，帮助有经验的教育从业者获得更高关注。因为他们依靠自己很难找到分享经验的渠道。”
狙击微软
教师为中心的战略在芝加哥的公立学校里推行得近乎完美。
2012 年，当时还是四年级老师的珍妮·马杰拉（Jennie Magiera）希望自己学生使用 Google Docs，因为这样若干学生就可以同时处理同一个文档。那时她所在的学区还没有使用 Google 的应用，所以她自己为班上学生申请了六个用户账户。
“我们是在偷偷用 Google 的应用，我只知道我想要让孩子们学会合作而已。”马杰拉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回忆到。她的说法正是 Google 推广自家产品的主要理由之一。
拉克伦·蒂德玛什等芝加哥官员和学校学区的信息主管参观了马杰拉的教室。蒂德玛什说，自己认为如果已经有教师自发地使用 Google 的服务了，那学区就应该正式启用这个平台，这是为了确保不会发生诸如小孩子们和陌生人互发邮件等情况。
马杰拉的主张遇到了理想的时机。芝加哥公立学校正在试图削减每年花在微软 Exchange 及其他电子邮件服务上的 200 万美金开支。官方为更便宜的服务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
熟悉微软的官员和马杰拉在内的委员会审视了来自数家公司的报价。 2012 年 3 月，学区选择了 Google。
学区的基础服务主管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说微软高管们感到很失望。但他指出，在当时，微软既没有一系列针对学校的免费在线服务来对标 Google 的产品，也没有受到 Google 所有的基层教室的支持。“他们没有得到来自老师和校长（的支持）。”
但很快，数据的隐私问题和安全问题就出现了，暴露了 Google 商业行为和一个大型学区所秉持的价值观的冲突。
在不同采访中，芝加哥官员都声称他们要求 Google 签订合同、同意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遵守联邦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这条法律允许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同特定的学校供应商分享学生的个人信息，前提是这些公司仅把这些信息用于与学校相关的事务。
但 Google 最开始提议遵照自己公司的政策，再通过发送电子邮件链接来满足法律要求：这是 Google 公司可以随时变动的条款，瓦格纳说道。“我们的律师对于通过链接获取安全信息的做法是有点不满的。我不想要一个随时会变的链接。”
俄勒冈州前教育官员尼尔森在和 Google 谈合同的时候，就学生的隐私表达了类似的沮丧反应。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谈合同）花了十六个月。”
Google 的布特则声称，公司“历来严肃对待教育用户的合规需要”。他还补充说，“即使是公司教育应用协议早期版本”也已经就联邦教育隐私法律进行了“处理”。
现在，Google 和学校就自家教育应用所签订的标准合同包括了遵守相关法律的承诺。
一名学区的发言人宣布，自从采用了 Google 应用之后，芝加哥的学校每年节约了大概 160 万美元的电子邮件及相关服务开支。
之后 Google 邀请了如今在医疗保健公司技术部门工作的蒂德玛什为一个 Google 博客撰文分享自己的热情。在一则博文里，蒂德玛什描述了开设 270000 个学校 Google 账户的经历。“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最快速、最顺畅的如此大规模的账户迁移。”他这样写道。（他说自己没有因为这篇博文获得报酬。）
蒂德玛什说：“我们总是很乐意讲述这个关于 Google 的故事。我愿意想象因为我们的成功，又有数十所学校也换成了 Google 的服务。”
如今已是另一个学区创新主管的马杰拉当时也推动了 Google 的目标。2012 年，部分原因是为了成为 Google 在教育领域认证的创新人才，她想出了让芝加哥公立学校开一次免费会议来培训老师们使用 Google 工具的主意，这次会议被称为 Googlepalooza。这项如今由 Google 联合赞助的年度活动，每年可以吸引数千名芝加哥地区以及临近州的教育者们参加。
（马杰拉之后偶尔会作为收费的主讲人，为培训教师使用 Google 工具的教育机构工作。）
“你能看到它（Google 的教育应用）从特定的地理中心往外辐射，这种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采取了基于地理位置的拓展方法，因为我们确信这么做是对的。”布特这样描述 Google 针对教育领域的发展战略。
Chormebooks 找到了用户
当时 Google 已经开发了一款简洁的低成本笔记本电脑，名叫 Chromebook。电脑运行 Google 的 Chrome 操作系统，主要围绕网络应用运行，这让它的价格很便宜，而且相比安装了本地软件的传统笔记本电脑启动起来更快。
尽管 Google 为 Chromebook 设定的目标用户在商业领域，但用户们抱怨这个设备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功能受限。
但另一群有兴趣的用户出现了：公立学校。2011 年秋天，Google 邀请学校官员们到自己芝加哥办公室和卡萨普见面，期望用 Chromebook 打动前者。
卡萨普没有描述技术细节，相反，他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拉美裔学生，在曼哈顿的一个衰败社区依靠救济成长的故事，这个故事紧紧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
他传递的信息是：教育是带来公平的伟大工具，技术则可以打破富有和贫困学生之间的藩篱。
在他的听众里，坐着富兰克林公园东莱登高中的校长杰森·马基（Jason Markey），他被说服了。马基那些来自奥哈拉国际机场附近蓝领工人社区的学生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马基说，自己在会议现场就放弃了为 3500 名高中生购买装着微软 Windows 系统笔记本的打算，他想要用 Chromebook 来代替。
设备进入学校
在会后我马上去找杰米说：“你们的产品可以发货了吗？”
之后马基回到自己学区，告诉其他官员和老师，自己打算采购这个大部分人没听过的，未经市场检验的设备。他承认“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当时是 Google 向学校推销低成本笔记本电脑的恰当时机。新的在线标准测试需要学生们通过笔记本电脑参加。Google 提供了管理数千台在线电脑的有效方法：他们可以远程锁定 Chromebook，这样学生就没法在考试期间进行网络搜索，他们还能让缺考的电脑下线。
另一个优点在于，Chromebook 的云存储让学生共用设备更简单。不论使用哪一台 Chromebook，他们都可以打开自己的文件。
“这是我们能在教育领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到十秒钟，一个学生就能打开 Chromebook 开始使用。”主管 Google Chromebook业务的拉延·舍特（Rajen Sheth）说道。
Chromebook 的定价和易用性刚好符合了卡萨普的看法：对于学生来说，有条件享用科技意味着公平。“我不想我们成为这个领域的供应商，我希望我们能被看做是领袖，是有远见的领袖。”去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教育（SXSWedu）论坛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描述 Google 在教育领域的理念。
在他发言的同时，一群穿着印有微软 OneNote 标志紫色斗篷的学生从会场冲过，这是（Google）在教育领域的对手。当看到这些斗篷时，卡萨普说：“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儿。”之后他冷淡地补充说：“我喜欢这些把戏。”
但某些批评者认为，所谓科技带来公平的说法不过是推销硅谷自私目标的把戏：利用教育者来让自己的设备和应用进入学校。
“它的中心是科技，而不是学生。它不过是关于教育公平的一个小领域，却忽略了师生比例这样的议题。”教育应用分析师菲茨杰拉德说道。
（卡萨普说他不建议有问题的学区[比如教学问题、学生资助服务]优先投资教育科技。）
关于公平，东莱登高中校长马基还有其他的考量。他说，学校里约 20%的学生家中没有网络。他们怎么通过需要网络的 Chromebook 来做家庭作业呢？
卡萨普说，Google 已经在研究离线运行的功能了，最终要把自家的教育应用改造成学生们可以放在 Chromebook 上拿回家写作业，第二天再通过学校网络上传的样子。
很快，因为太多的教育工作者来参观东莱登高中的技术，学校所在的学区开始组织年度会议来接待他们。去年卡萨普做了主题发言。马基如今偶尔会作为收费的主讲人，为培训教师使用 Google 工具的公司 EdTechTeam 工作。
根据调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的数据，2016 年，在进入美国中小学的移动设备中，Chromebook 占据了 58% 的份额，而在 2012 年，这个比例只有不到 1%。Google 并没有直接通过Chromebook 赚钱——Chromebook 是由三星（Samsung）、宏碁（Acer）和其他公司制造的。不过对于每一台设备，Google 要向学区收取 30 美元的管理服务费。芝加哥公立学校为 13.4 万台Chromebook 花费了大约 3350 万美元。
顶级 Chromebook 经销商 CDW-G 公司的 K-12 教育策略师戴维·安德拉德（David Andrade）表示：“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哪种设备和平台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各种类型的学校中流行开来。”
一款“任务控制”应用程序
2014 年，Google 的“教育卡车”在芝加歌公立学校遇到了阻碍。这种文化碰撞显示了 Google 这家“先建设再调整”的硅谷公司与坚持学生保护规则的大型官僚学区之间的巨大差异。
Google 曾认为芝加哥会成为最早采用 Google Classroom 的地区之一。Google Classroom 是该公司帮助教师点名、分配家庭作业和完成其他任务的新款应用程序。2014 年 8 月，一个 Google 团队飞到了芝加哥，以便在该学区的年度教师会议 Googlepalooza 上演示 Classroom。
不过，Google 并没有预料到玛格丽特·哈恩（Margaret Hahn）的反对。
当时，哈恩是该学校系统的技术变更管理主任。她表示，Google 此前曾在没有联系学区技术管理者的情况下邀请老师试用 Classroom 的一个初始版本——相当于从外部制定了一个学区政策决策。她说，Google 现在希望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在弄清 Classroom 是否符合当地学生保护政策之前在整个学区推广这款应用程序。
“你不能直接提供一款产品并指望它在课堂上得到使用。你需要与学区合作，以确保你能够保证孩子和老师的安全，”哈恩女士说。
美国第十大学区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系统的技术架构师吉姆·西格尔（Jim Siegl）讲述了类似的经历。
他表示，Google 直接联系了费尔法克斯县一些愿意无偿对 Classroom 进行外部测试的教师，为他们提供了提前使用这款应用程序的机会。西格尔说，该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回避了他所选择的 Google 设置，这些设置可以使他的学区对于在学校里开放哪些新的 Google 服务获得控制权。
西格尔还表示，Google 没有告诉他该公司在费尔法克斯使用了哪些甚至多少老师对 Classroom 应用程序进行试用。西格尔说，当他关闭这款应用程序时，老师们已经在这款服务上建立了虚拟课堂，而且已经和学生们用上了这款程序。
他表示，他向 Google 提出了投诉。
“由于他们的身份以及这个生态系统的庞大，他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学校面对的其他供应商相比，他们需要满足更高的标准，”西格尔说。
布特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提到了公司的核心教育服务：“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服务的使用都经过了负责监督整个学校的管理者的批准。”
Classroom 是创建 Google 教育应用程序组的罗切勒以及 Google 产品经理和前高中数学教师扎克·叶斯科尔（Zach Yeskel）的创意。他们说，他们将这款应用程序设想成了一种“任务控制”仪表板，它可以使教师更加高效地管理作业分配和修改等任务，从而获得更多面对学生的时间。为了开发这款应用程序，他们与教师进行了密切合作。
2014 年 5 月，Google 在网上发布了一项公告，征集志愿者对 Classroom 进行外部测试。该公司表示，世界各地超过 10 万名教师做出了响应，这显示了 Google 在教育工作者之中迅速激发需求的能力。同年 8 月，Google 向学校提供了 Classroom 程序。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公司的费希尔表示：“他们为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动力，而 Google Classroom 是这件事情的关键。
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来说，这个速度太快了。
这里的管理者希望先对 Classroom 进行测试，以确保它能够遵守学区政策，并且能够适应教师的需求。所以，他们开展了一项持续整整一个学年的试点计划，涉及大约 275 名教师和几千名学生。哈恩女士表示，她会在每个月收集教师的反馈并发送给 Google。
“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把事情做好，”哈恩女士说。
管理者立即发现了一个问题：学校理事会的政策要求员工对网络欺凌和其他有问题的评论进行记录。不过 Classroom 最初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学生写下某种冒犯性的言论并被老师删除，这种言论将不会被存档。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们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学区所具有的一些需求并不被 Google 所理解，”哈恩女士说。
Google 最终添加了一项存档功能。第二年秋天，芝加哥学区放开了 Classroom。这里的老师后来试用了其他 Google 产品，这使该学区成为了 Google 公司事实上的测试实验室。“我们多次向 Google 表示，‘如果它适用于芝加哥，那么它也适合于其他地方，’”哈恩女士说。
Google 的布特同意这种观点。他表示，和其他学区相比，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常常会对 Google 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如果你能在芝加哥取得成功，这相当于你通过了许多测试。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会在美国其他学校取得成功，”布特说。
这种关系也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带来了利益。
2015 年，该学区正在遭受一桩丑闻的困扰：司法部指控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前行政长官芭芭拉·伯德-贝内特（Barbara Byrd-Bennett）在无竞标合同中，将超过 2300 万美元资金转移给了两家学校供应商，以换取回扣。伯德-贝内特女士后来承认了一项电信欺诈罪名，并在 4 月被判四年半监禁。
芝加哥学校试用 Classroom 应用程序等 Google 产品的行为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反叙述：该学区正在无私地为全国的学校排除 Google 产品中的故障。虽然该学区目前正在面临一场财务危机，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Google 表示，如今，美国大约有 1500 万中小学生正在使用 Classroom。
Google 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测试产品的能力引发了关于这家科技巨头是否正在利用公立学校教师和学生充当免费劳动力的担忧。南加州大学教育副教授帕特丽夏·伯奇（Patricia Burch）表示：“这家私人公司正在通过极具创意的方式利用公共资源（这里是老师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以很低的成本打造新市场。”
Google 经理罗切勒表示，对公司来说，拥有能够提供反馈的大规模多元教育用户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则公司开发出的产品可能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出能够帮助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产品。许多老师告诉我们，他们对公司非常感激，因为他们有机会在早期参与进来并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调整，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罗切勒说。
目前和蒂德玛什在同一家医疗保健公司工作的哈恩女士同意这种观点。她表示，Google能够响应教师的反馈，迅速改进产品，为学校带来巨大的回报，其他科技公司则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她表示，在芝加哥学校对 Classroom 进行测试以后，当 Google 教育团队的成员要想寻找教育工作者对公司的创新进行试验时，他们会直接联系她。“他们不再擅自行动，他们会首先来找我们，”哈恩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