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Will Tell: 10 个词，帮你了解美国 50 年前那个“除了爱就没别的了”的夏天

1967，这个世界充满了荷尔蒙。在美国，人们把年轻人改造世界的冲动称之为“爱之夏”。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在旧金山这座城市里，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对于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今年的夏天将充满爱的阳光。”

1967 年的夏天，哼着 Scott McKenzie 的这首《旧金山：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戴花》（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10 万名美国年轻人，告别家乡，坐火车或搭巴士，来到旧金山的 Haight Ashbury 区，赶赴一场名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盛会。

这些年轻人称自己为“花的孩子”，像歌词中描绘的那样，无论男女，都将鲜花别在头上。他们或赤脚游荡在街头，穿梭于廉价的二手商品之间，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看书、聊天。摇滚歌手们为人们免费献唱，街道与陌生人家的地板即是住所，男男女女都披散着头发，吸食着致幻剂或大麻，自由地恋爱。

长发、鲜花、奇装异服、致幻剂、大麻、东方宗教、摇滚乐、群居、自由恋爱……这些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字眼，成为了这个年轻群体的身份标签，也构筑出了“爱之夏”的奇幻景象。

这群古怪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嬉皮士”。与行走在街头，高喊着口号、挥舞着标语的人群不同，他们选择了一种极其另类的和平方式，对抗着周遭的一切。

种族斗争、肯尼迪遇刺、太空竞赛、越战泥淖、性别平权……到了 60 年代中后期，1950 年代的美国繁荣，已被撕出了多道裂口。这些在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年轻人们，享受着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也被曝光在更先进的媒体技术前，已无法再用父母一代灌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比如信奉上帝、勤奋工作、为国家服务，来应对 1960 年代的种种社会矛盾。

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于是，Haight Ashbury 成为了一座实验场。一切与美国主流文化相悖的观念，都成为了实验道具。

许多新奇的事物像雨后迅速生长的蘑菇一样喷涌而出。

为了对抗物质主义，免费商店、免费午餐、免费音乐会以及免费的住所开始出现。东方宗教取代了上帝，人们诵读佛经、研究禅宗，还披上了飘逸的道袍。在复合口服避孕药的帮助下，更自由的性爱开始了。而为了反抗社会守则，并通过幻觉来探索内心的修养，嬉皮士们服下了致幻剂。在幻觉体验的刺激下，乐手们还制造出了节奏强烈、震耳欲聋、节奏多变的迷幻摇滚。

这些探索自由边界的尝试，带有“垮掉的一代”的深刻印记。追求性自由、支持大麻合法化、反对政府权威、施行摇滚节奏革命等主张，都曾出现在“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堡所著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引言中。艾伦·金斯堡，还参与了嬉皮士们的一次集会，并走上舞台带领人们诵经。

只是对比“垮掉派”的喧嚣，嬉皮士们要温和许多。他们称自己为“爱的一代”，并喊出了“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的口号。

在动荡不安的 1967 年，Haight Ashbury 被塑造成了一个台风眼。通过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这个区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朝圣之地，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猎奇场所。

不过就像别在鬓上易枯的花朵一样，“爱之夏”很快画上了终点。鱼龙混杂的人群，滋生出了罪犯与疾病，硬性毒品与饥饿也混入了社区，最终嬉皮士们对爱与自由的探索，被迫中断了。

不过，一切并没有戛然而止。对于嬉皮士而言，“爱之夏”是一个开端。在之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它带给美国婴儿潮一代的影响，已不能用简单的一个“爱”字来概括。

作为美国 60 年代的一个重要切片，当我们去回顾这场嬉皮士发起的文化反叛时，会发现如今美国文化、科技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如行为艺术的流行和个人电脑的研发，都与“爱之夏”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而这，是在“爱之夏” 50 年之际，我们想要重提它的原因——这些“旧事”将通过 10 个词条重述出来，这是前 5 个。

LSD

LSD，是“爱之夏”以及美国的整个 60 年代，绕不开的一个词。

这种半人工致幻剂，有数不清的拥趸。之后我们将提到的所有人物与事件，无论是感恩至死乐队以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是《全球概览》的创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或是在硅谷的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研发出个人电脑的科学怪才们，都与这种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

LSD 与毒品齐名。但它并不是一种毒品，或者说至多只能被视为软性毒品。人们不会对之产生生理依赖，身体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遭到损坏，而只要摄入 100 微克，也就是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使用者就能获得 6 到 12 小时的感官、知觉、记忆以及自我意识的剧烈变化。

随着剂量的增加，人的感官会发生更剧烈的扭曲，据说，甚至会产生联感体验，比如能在聆听音乐时嗅到音乐的气味。这种体验，成为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拥护 LSD 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无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人类感官世界完整性的质疑。它成为了探索新世界的手段，也变成了逃避残酷现实的方法。

美国军方绘制的九幅图，描绘一个人在服用 LSD 后的八小时内的精神状态

在嬉皮士探寻自由边界、反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LSD 很自然地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助力。在迷幻的体验中，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枷锁被撬开，人们用一种奇异的视角融入到了周围的世界中。

在 BBC 的“爱之夏”纪录片中，一位服用过 LSD 的女性，用断断续续、迷离的语调，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我没法和你说，它就在这儿，你能感觉到吗？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绚丽的色彩之中，我可以感受到空气，我可以看见它……”

这种混沌的感觉，频繁地在当时的摇滚歌曲中浮现。杰弗森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白兔》（White Rabbit）是最著名的一首：

“当逻辑和比例

都失去意义，

当白武士倒着说话，

当红皇后高喊着‘砍掉她的脑袋！’

不要忘记睡鼠说过，

填饱你的脑袋！

填饱你的脑袋！”

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原著中，白骑士并没有说话，喊着“砍掉她脑袋！”的不是红皇后而是红心皇后，忘记睡鼠说了什么的，是疯狂的帽匠。而在杰弗森飞机飘忽的乐声中，爱丽丝跌入了新一层的梦境中，开始了另一场冒险。

1967 年，作为杰弗森飞机该年专辑《超现实主义枕头》（Surrealistic Pillow）中的单曲，《白兔》（White Rabbit）很快风靡开来。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一些 LSD 音乐派对现场，一些嬉皮士会在头上戴个白色的兔耳朵，在酒水中滴入一滴 LSD，撬开迷幻世界的大门。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这种药物在“爱之夏”发生之前，其实已被官方禁止。

1966 年，当时出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宣布 LSD 为非法药物。被他形容为“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小丫头，闻起来像野兽”的嬉皮士们，立马有了反应。他们开始静坐抗议，并在 1967 年 1 月 14 日，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奇特的聚会。

这场被命名为 Human Be-In 的集会，在旧金山当地的嬉皮报纸《神谕》（Oracle）的组织下，吸引了两万名年轻人。“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堡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最重要的嘉宾。

前者在 1955 年，因爱上杰克·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尼尔·卡萨迪，从纽约横穿美国，来到旧金山；在被对方妻子逐出门后，借着怒气完成了“垮掉派”的诗歌代表作《嚎叫》，在旧金山声名大噪，为包括失业者、同性恋等在内的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树立了一面旗帜。

后者在当时已被哈佛大学开除，原因是向大学生们大肆宣扬 LSD 通往极乐的魔力，却只字不提潜在的危险。不过借着 LSD，他混入了纽约的名流圈，并打造出了“LSD 专家”的名气。

当时的宣传海报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在 Human Be-In 现场

在抵达旧金山之前，利里对西海岸并无好感。著名小说《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Ken Kesey）曾专门从旧金山前往纽约，与其会面。不过利里对他态度冷淡，因为他以严肃学者自居，视 LSD 体验为深奥的科学实验，而非加州人眼中的“思想解放工具”。

不过面对金门公园草地上密密麻麻的年轻人群，他立刻意识到那将是一个“宣扬 LSD 理想”的绝佳机会。

他走上舞台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讲词中穿插了许多精心准备的短语。他在读出这些短语时，特意降低了语速，好让听众们认真消化每一个单词。在演讲的最后，他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三个著名的短语：“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在后来的一本自传中，利里曾对这三个短语进行过详细的解释：Turn On 是解放自己的感觉器官，审视内心世界，体会不同层次的知觉意识；Tune In 是关注周围的一切，让自己的意识与周遭环境和谐共处。Drop Out 是不再依靠外力，而是相信蕴藏在自己头脑中的力量，并借着它达到快乐的顶点。

当时参与 Human Be-In 的年轻人们对这三个短语的理解，或许从未上升到利里描绘的哲学高度，不过他们记住了这三个词，并把利里奉为了“精神导师”，开始更频繁地冲破官方的禁忌体验 LSD。

这场声势浩大的“人类大聚会”，引来了不少记者的关注。2 万名年轻人的另类形象，被他们用摄像机、照相机与钢笔记录在了不同的媒介里，迅速地在全美国传播开来。

在长发、赤脚、奇装异服等被标签化的元素之外，人们还记住了嬉皮士脸上的笑容与平和的态度。组织者们向媒体宣布，嬉皮士就是“爱的一代”，而 1967 年的夏天将是“爱之夏”，到时旧金山的街道上，将遍布“花童”（Flower Children），他们将欢迎人们头戴鲜花，前往旧金山和嬉皮士们一起享受生活。

“挖掘者”团体：免费的一切，是否意味着真的自由？

“挖掘者”（The Diggers）的神秘感维持了很多年。他们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公开各自的姓名，组织松散，无明确的活动纲领。人们一度认为他们是一群富家子弟。因为在 1967 年，他们为游荡在 Haight Ashbury 身无分文的嬉皮士们提供了一个夏天的免费食物。

每天下午四点，挖掘者们会在金门公园现身，供应 600 人份的蔬菜浓汤与面包。人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在领取食物之前，跨过一个边长为 6 英尺的正方形橙色框架。挖掘者们将其称为“Free Frame of Reference”（免费参考系）。他们还制作了许多缩小版的框架（边长 1 英寸），用鞋带串起，在分发食物时，将其挂到人们的脖子上。

他们希望人们能举起边框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在挖掘者的词汇中，“免费”（free，在英文中也有自由之意）与“自由”是一体的。他们认为“免费”是唯一一个主流社会所无法吸收的标准，而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除非完全抛弃社会对利益和私人财产的定义。

这个由激进分子、即兴演员和行为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从活跃在 17 世纪的“英国掘土派”（English Diggers）关于废除私有制、实现财产平均等主张中获得了灵感，继承了他们的名字，在 400 多年后的美国实践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平等观。

挖掘者试图提供免费的一切。

他们在 Haight Ashbury 开设了免费商店。将捐赠、掏捡甚至偷窃来的物品，摆放在店铺中。身处消费社会的年轻人们，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先锋的经营方式，试图从店中偷窃商品的人并不少见。

他们还开设免费音乐会和免费诊所。感恩至死、詹尼斯·乔普林和杰弗森飞机，以及活跃于旧金山的许多迷幻摇滚乐团及歌手，时常会参加挖掘者们组织的免费演出。而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医学院的嬉皮士学生们，也会到诊所中帮忙。

这场实验拯救了许多趁着暑假出走到旧金山的青少年。他们没有钱与生存能力，靠着免费的餐食、商品与住所，活了下来。许多老嬉皮士回忆，如果没有挖掘者的帮助，嬉皮士运动或许撑不过一个月。

但这场运动还是终止了。

Human Be-In 集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旧金山，加入 Haight Ashbury 的嬉皮士群体。人人都参照着媒体的指南乔扮成嬉皮士的模样，但不是人人都明白“爱之夏”开始的原因及意义。密集的人群与迷幻的现状，成为了不同组织与个体各取所需的温床。

旅游公司将 Haight Ashbury 变成了一桩生意。他们将旧金山描绘成“唯一能不出美国国土就能‘出国’旅游的地方”。游客们乘着旅游车进入了旧金山，像游览动物园一样，新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嬉皮士们很快对这些猎奇人士感到厌烦，他们举着镜子跟着旅游车奔跑，让游客们只能在车窗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图谋不轨的罪犯，进入人群中招揽团伙。硬毒品开始混入到 LSD 等致幻药品之中。政府派出警察介入这片自由之地。

1967 年 10 月 6 日，挖掘者们上演了“嬉皮之死”游行（The Death of Hippie/Birth of Free Parade）。他们化身为一群“送葬者”，头戴面具，身着素衣，抬着一口装满了珠子、鲜花与长发的棺材，从 Haight Ashbury 向金门公园走去。这场游行，被视为是 Haight Ashbury 社区嬉皮年代的终结，以及嬉皮士乌托邦式设想的终结。

当时，“爱之夏”才进行了 4 个月。

葬礼之后，挖掘者们开始劝说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与大学生回家。多年后回忆起这场行为艺术表演，挖掘者的成员 Chuck Could 表示，“嬉皮之死”是为了揭露嬉皮士已变成了一个被谋划、被概念化和被商业化的坏想法。

“爱之夏”结束的数年后，挖掘者们重新走入公众的视线，回顾当年的嬉皮士运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嬉皮士，因为嬉皮士更多是一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概念。而对于当年在 Haight Ashbury 尝试的“免费”运动，他们表示那是一次探究自由究竟可以走多远的尝试。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作为挖掘者创始人之一的 Peter Coyote，做了这样的评价：“Haight Ashbury 是第一座活着的剧院，人们可以挣脱过去的身份，走入一个新的角色，就像最早来到加州的那批淘金者们一样，可以宣称自己是什么然后就成为了自己宣称的一切。”（The Haight Ashbury was the first living theatre. People could dance out their new identities liberated from the stories of who they were. Just like early Californians coming to the gold rush they could announce themselves as something and become it.）

他说挖掘者在当时想象了一个世界，一个他们想要活在其中的世界，然后通过演绎的方式让其成真。免费的午餐、诊所、商店和音乐会，都是他们建立的“隐形剧院”：“（我们）将人们引入一种颇为先锋的剧院之中，而不让他们意识到这座剧院的存在。”

“反主流文化可能在每一场政治抗争中都失败了，我们没有终结种族主义，没有终结战争，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也没有终结帝国主义。但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说，我们赢得了每一场战斗。如今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有机食物的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保运动。”他评价道。（The counter-culture may have lost every political battle – we didn’t end racism, we didn’t end war, we didn’t end capitalism, we didn’t end imperialism. But on a cultural level, we won every single battle. There’s no place today in the western world where there’s not an organic food movement, a women’s movement,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1968 年后，挖掘者的成员们分道扬镳，来到不同的城市组建各自的公社，不过彼此之间还保有联系。他们继续用另类的方式，试验着当年的诉求。

如今在一个名为 The Diggers Archive 的网站上，你还能找到当年“免费”商店的线上版“虚拟免费商店”。人们可以捐赠或征集物品。有人想要 60 年代嬉皮士服装、电吉他，有人征集“比尔·克林顿的性器官、记忆、革命者和他们的思想”。许多人都标注自己来自旧金山，或许有不少是当年的老嬉皮士。

寒山，一位被中国人遗忘的“嬉皮祖师”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寒山。这位生活在盛唐时期的诗人，人生的前三十年极度坎坷，经历三了次科考失败，四次吏部落选以及两次妻离子散。之后，他选择归隐浙江天台山，参禅悟道，在一百余岁时辞世。

1967 年的夏天，如果你在旧金山，却能从围坐在金门公园草地上的嬉皮士口中，听到他的名字。在 Human Be-In 的集会上，金斯堡就在 2 万名美国年轻人面前，诵读过他的诗歌。

寒山的影响在嬉皮士群体中持续了很久。不少嬉皮士诵读着他的诗句，想象着他在山野中的云游生活，选择像“垮掉派”一样四处浪游，用亲身经历体验着这位中国禅僧的人生之路。

寒山写的是白话诗。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上，他是被主流长期冷落的对象。中国人讨论寒山诗最热烈的时候，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在白话文运动中，将寒山从角落中重新抬了出来，之后，他很快又回到了角落中，很少再被提及。

上世纪 50 年代，寒山诗从日本传译到西方。因为语言通俗，容易翻译，加上寒山本人的厌世弃俗和狂放不羁，他与他的诗很快得到了“垮掉派”的青睐。“垮掉派”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曾翻译过 24 首寒山（Cold Mountain）诗，发表在美国文学杂志 Evergreen Review上。《人问寒山道》是其中一首（附斯奈德的翻译）：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 there's no through trail.

In summer, ice doesn't melt

The rising sun blurs in swirling fog.

How did I make it?

My heart’s not the same as yours.

If your heart was like mine

You'd get it and be right here.

在“垮掉派”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 1958 年的著作《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名法丐）里，斯奈德是主人公的原型，他被凯鲁亚克与其所推崇的寒山，融为了同一个人。而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凯鲁亚克还写下过一行小字“献给寒山”。

加里·斯奈德

杰克·凯鲁亚克

在“垮掉派”的积极推动下，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美国掀起了一阵“寒山热”。延续了“垮掉派”价值观的嬉皮士们，很自然地接纳了他，并将其奉为“嬉皮祖师”。

从长期徘徊在中国正统文学典籍边缘，到在美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并连续影响了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寒山的文学之路走得曲折又传奇。

在凯鲁亚克的笔下，他是一个站在高山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的人。斯奈德在挑选翻译寒山诗时，关注的也是寒山“出世”的一面；24 首诗歌，吟咏的基本都是与世隔绝的山林生活。但事实上，寒山也写过不少批判社会矛盾的“入世”诗歌。

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语境下，寒山被附赠了许多想象的色彩，以及美国人对东方禅宗的简单化的理解。

1970 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简述过禅宗与垮掉派及嬉皮士们的关联：“在佛教的不同宗派中，禅宗是最为西方人所知的。它提倡内省、强调本能、自发以及顿悟的教义，被早期的垮掉派”所接纳，又被如今的许多年轻人所推崇，融入到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神秘色彩之中。

就像白话文运动中求助于寒山的胡适一样，反抗美国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们，也需要四处借力。选择信仰东方宗教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已是一种反叛。

蒙特雷流行音乐节：现代音乐节的发端

1967 年的 5 月 16 日到 18 日，或许是加州小城蒙特雷（Monterey）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三天。

比举世闻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要早两年的蒙特雷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召开，将当时最重要的摇滚乐手们聚集到了一起。

民谣摇滚音乐二重唱组合 Simon & Garfunkel，献上了著名好莱坞电影《毕业生》的配乐《寂静之声》。乡村摇滚乐队 The Mamas & The Papas，演唱了 California Dreamin’（加州之梦），27 年后，这首歌伴着摇头晃脑的王菲，也出现在了电影中，促成了《重庆森林》中难忘的一幕。

还有感恩至死、杰弗森飞机，吉他之神 Jimi Hendrix，以及，从英国专程赶来的谁人乐队（The Who）。

这场音乐节成就了美国女歌手 Janis Joplin。翻唱布鲁斯经典曲目 Ball and Chain 时，为了压倒乐队的声音，她用粗犷的嗓音，将歌词喊叫了出来。

现场观众曾这样描写她：

“她不仅是一位歌手，而是一种原始力量。……当她歌唱时，她愤怒地跺脚，不顾一切地甩她的黑发，以致一缕缕头发抽打在她脸上。有时，她浑身颤抖，使用她那粗糙的布鲁斯声音和在表现极度痛苦时迸发出来的激动的高声呼喊和尖叫声，而在她的呻吟和耳语中仍然有着更加强烈的感情表露。很难使人相信，一个在台下外表不怎么样的人，当被她自己歌曲的感情抓住的时候，竟会变得如此引人注意的美丽，或者说，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当歌唱时，竟会显得那么老成、精疲力竭。”

而 Jimi Hendrix 则用一把燃烧过的吉他，将整场音乐节推到了最高潮。

在演奏完 The Troggs 乐队的名曲 Wild Thing 之后，他跪倒在地，将燃烧液缓缓地浇在吉他上，冷静地看着它燃烧。随后，他拿起半毁的吉他，使劲儿地往地上砸，在嬉皮士们的惊呼声中，“爱之夏”被推到了巅峰。

在这场音乐节举办之前，这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

在纪录片《蒙特雷流行音乐节》中，一边观摩着 Janis Joplin 的现场表演，一边惊呼“太厉害”的 The Mamas & The Papas，过去绝对不会去看 Joplin 的演出。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场音乐节上出现。当时，不同的音乐流派有其独立的音乐节，而属于某一流派的乐迷只会专心抱团，基本不会与其他流派有所交流。

蒙特雷流行音乐节，改变了这一切。

各式各样的曲风，和呼喊着“爱与和平”的嬉皮士们，被融合在了一个时空中。而这，为两年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再往后更多的音乐节，建立了示范。

罗宾·摩根的女权运动：永别了，碎片玻璃般的美国梦魇

1970 年 1 月，美国女作家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地下杂志 Ra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别了，所有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的文章，斩断了自己与嬉皮运动的联系。

“别了，永别了，伪左派，男性统治的、碎片玻璃般反射而出的美国梦魇。女性才是真左派……我们正在升起，以一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具潜力的狂怒力量升起，这次，我们会收获自由……”

罗宾·摩根

摩根曾是一名活跃的嬉皮士。她积极地参与各种争取社会公平的运动，反对越战，跟随男性领导者们争取公民权利。“嬉皮之死”游行后，她加入了一个名为 Yippies（青年国际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效仿着挖掘者们，用行为艺术去挑战主流社会的规则。

他们曾站到纽交所的楼顶，往街道上散发美元，推举过一只猪做总统候选人，因为“民主党就是这么做的”，并宣称要解放一切。

他们提供免费的饭菜与住所。同时，提供免费的女人。

根据 Yippies 的成员 Judy Gumbo 回忆，男人，特别是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男人以及出没在 Haight Ashbury 的男人，一直以所谓的“free love”为幌子，猥亵或强暴妇女：“这些事情在当时发生了不少，只是被掩盖了。”

而即使没有对女性施暴的现象，在各个嬉皮士团体中，女性所扮演的不过是“端咖啡的角色”。在《洛杉矶时报》对“爱之夏” 50 周年的报道中，一名当年只有 17 岁的嬉皮士，回忆道：“从很多方面来看，女性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在许多公社，她们负责照看孩子、做家务和做饭，这是传统家庭中的情形。”

“爱之夏”结束后，许多嬉皮士离开了 Haight Ashbury，来到偏远的山林中实践公社式的群居生活。曾经被掩盖的“free love”以及性别平权虚伪的一面，被迅速揭开。

父权社会的陋习，在蛮荒之地复苏了。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男人们拒绝任何避孕措施，理由是那“违背自然”。女人们终于在这时醒悟，开始组建提升女性自觉的互助小组，讨论着发生在自身的一切。

罗宾·摩根在一次讨论中，大胆地承认，自己时常在性爱中假装高潮。令她及其他人都吃惊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抛出了同一个问句“你也这样啊？”

她先是舒了一口气，原来“并不只是我”。不过从这个念头中，她又牵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不只是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摩根脱离了 Yippies，并在 1968 年成立了一个激进女性团体 W.I.T.C.H。她还设计了如今在女权运动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标识，一个圆圈，下加一个十字，圆圈中心则是一个握紧的拳头。

有趣的是，她反抗男权的方式也很“嬉皮”。W.I.T.C.H 的命名和 Yippies 或 Diggers 一样古怪。它的全称是 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大概可以被翻译成“来自地狱的妇女国际恐怖阴谋”。

她们也玩行为艺术。1968 年，摩根带领着女性激进分子们发动了两场运动。先是对纽交所发动了突袭，并在现场留下了“女巫的魔咒”。几个月后，她们又出现在亚特兰大美国小姐的选美庆典上，效仿着她们所反抗的男性嬉皮士们，将一头羊加冕成美国小姐，拍卖了一具美国小姐的模型，还建立了一个“自由垃圾箱”，将紧身衣、胸罩、围裙和速记本，一股脑儿地扔到了里面。

伍德斯托克，“爱之夏”的昨日重现

谁都没有料想到伍德斯托克（The Woodwtock）会火。

1969 年春天，当四名年轻的主办者——麦可‧兰（Michael Lang）、约翰‧罗柏兹（John Roberts）、乔尔‧罗斯曼（Joel Rosenman）和亚提‧克恩菲尔德（Artie Kornfeld）——碰头时，他们只计划吸引 10 万人，并梦想能请到 Joan Baez 这样的传奇歌手。

这四人中唯一有音乐节策划经验的是麦可‧兰，头一年，他刚忙完当时规模最大的迈阿密流行音乐节，那时到场的观众有 4 万人。剩下的三位，罗柏兹拥有上百万美元的资产，罗斯曼在一支摇滚乐队中任吉他手，而克恩菲尔德因为在政府大厦唱片公司（Capital Records）工作，与大牌摇滚明星有一些联络。

因为他们过于名不见经传，明星们担心演出后拿不到酬金而拒签合同。最终，四个人不得不掏出 18 万美金，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高昂演出费。他们告诉明星们，钱不是问题，如果他们开价 5000 美金，就会收到 10000 美金的报酬。Jefferson Airplane 签下了 12000 美金的合同，而他们当时的出场费通常是 5000 到 6000 美金。

为了聚集人气，四人还机智地在活动宣传中，加入了反主流文化用语及标志，并打出宣传口号“和平与音乐的三天”（Three Days of Peace and Music），以期引起同代人的共鸣。

当时的宣传海报，音乐节原定 3 天，不过又往后延长了一天

8 月 15 日，他们终于如愿了。

在纽约伯利恒镇一座 2.4 平方公里大的牧场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正式召开。

怀着六个月身孕的 Joan Baez 来了。她在星期六的凌晨 1 点登台，在雨中演唱了 Joe Hill、Oh Happy Day 等歌曲。

蒙特雷流行音乐节上的一些老面孔，再度现身。The Who 又一次从英国飞了过来，Grateful Dead、Jefferson Airplane 以及 Jimi Hendrix 都在。Janis Joplin 则再次成为头条人物——上台前十个小时，她给自己注射了海洛因，在药劲的作用下，兴奋得唱破了音，不过观众们却不断地尖叫着让她再来一首。

Joan Baez

Janis Joplin

舞台下，是 40 万乐迷。

像当年从全国各地奔往 Haigh Ashbury 一样，嬉皮士们回归了。和他们一道回归的，是恍如昨日的“爱之夏”。

插在鬓间的鲜花，绑在前额的发带，挂在脖子上的串珠，奇奇怪怪的服装（或者干脆不穿），公社式的共享生活，又一次以极高的密度聚集在了一起。

嬉皮士们的蜂拥而入，给通往牧场的道路带去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医疗物资也不得不依靠直升机空投。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在整个音乐节期间，如此庞大的人群却未引发骚乱。不过，也有两个人意外丧生，一人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另一人则因睡倒在牧草地中，不幸被牵引机碾过。

其余的人，则沉浸在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中——吸毒是合法的，性爱是自由的，整座牧场化身成了一个独立的嬉皮士王国。

牧场之外的世界，依然很糟。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弟弟遇刺，越南战争未停，种族矛盾依然激烈，无论是和平反抗的嬉皮士还是走上街头的激进分子们，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天气也是一样的糟糕，暴雨击打在牧场的土地上，将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泥泞不堪。不过人们毫不介意。他们索性脱去上衣滚进泥坑中，继续尖叫着狂欢。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人称伍德斯托克是整场嬉皮士运动巅峰的原因。

不过周末结束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归现实。他们驱车离开时，引发了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美国不少州县因此立法，禁止类似的活动再次举行。尽管天才乐手 Jimi Hendrix 的演出被排在了音乐节的最后一天（8 月 18 日，一个周一），但是大多数人已无法再继续停留（虽然有不少人为他而来），牧场上最后只剩下了 3、4 万人。

这些年轻人后来怎样了？

或许很多人会好奇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他们都老了。大多数人都无可避免地跌入了他们曾经反抗过的庸碌生活中。不过这场音乐节，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

伍德斯托克结束后，不时有媒体会回访当年的年轻人们，伍德斯托克的官网还做过一个名为 Then and Now 的栏目，记录下了嬉皮士们的昨日与当下，以下是其中的三个例子：

那对披着一床脏被子，紧紧相拥的恋人，是伍德斯托克之后曝光率最高的两名嬉皮士。Bobbi 和 Nick 早已结婚，如今仍然恩爱着。一直相爱的秘诀是“不留隔夜仇”与“迁就、让步和多沟通”。

当年 15 岁的 Harvey Goldberg 和他未成年的朋友们，找到了一个年满 18 岁的朋友，才得以租车赶赴现场。在那里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少数派，与保守的家乡不同，在伍德斯托克，所有意见都可以被发表，也总能找到接纳它的人们。之后，他被这段经历激励着，勇敢地开始追逐音乐梦想。现在他已成为了一名音乐制作人。

Terry Carter 当时 19 岁，从大学退学并辞了工作，还因为偷窃被逮捕过。参加伍德斯托克的决定遭到了她父母的反对，不过她还是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了。那场音乐节意外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她从同龄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并发现了政治的影响力，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后来，她努力修复了与父母的关系，并慢慢走上了借用艺术创意投身政治的道路。现在，她不仅继续着艺术创作，还在帮助社区中的边缘儿童重回正轨。

“嬉皮巴士”，关于流浪与涂鸦

大众 2 型（Volkswagen Type 2）有很多昵称，比如 microbus、minibus。在 19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中，它被称作“嬉皮士车”。

这款厢式货车由德国大众汽车在 1950 年推出，是大众出产的第二款汽车，因为在德语中被称为 VWT1，所以有时它也被叫做大众 T1。

作为现代厢式货车和客车的先驱之一，大众 2 型在 50 年代一进入美国市场，就非常畅销，在 60 年代还冒出了许多模仿者，比如福特 E 系列、道奇 A 100 和雪佛兰绿蔷薇。

这款造型最早是由荷兰的大众代理商 Ben Pon 构想而出的。1947 年，他从大众汽车厂内的用于转运器件的平板车上得到灵感，设想了一个封闭结构、低成本且多用途的运输车。在笔记本上，他绘制出了一辆椭圆形的汽车，看上去像是在一大块面包下面，安装了四个车轮。

因为长得萌，且便宜耐用，在 19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大众 2 型在不少摇滚乐队和嬉皮士群体中，积攒了很高的人气。

它圆圆胖胖的车身，抛弃了主流三厢轿车的严肃感；前脸的 V 字型凸起区域、醒目的 VW 标志、硕大的前大灯以及两块可独立开闭的前风挡，则进一步增强了其视觉的独特感。而这，与嬉皮士们的特立独行，十分契合。

不过它之所以大受嬉皮士们欢迎，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内部空间充裕。人们可以方便地移动巴士内中间排的座位，为此可以腾出不少空间，用来摆放乐器或者堆放“流浪”所需的各类生活必需品。

不少嬉皮士就是开着它，抵达了 Haight Ashbury、蒙特雷流行音乐节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不过在嬉皮士们出没的地点，你很难遇到两辆完全相同的大众小巴。因为每辆车的车身上，几乎都会被嬉皮士们喷涂上不同的图案。

其中最有名的一辆，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现身的 Light 小巴。这辆车不仅在当年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的照片还无数次地出现在有关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文章及 CD 唱片封面印刷页中。

Bob Hieronimus

这辆巴士的涂鸦，是由艺术家 Bob Hieronimus 为他朋友的乐队创作的。因为乐队名叫 Light，这辆载着乐器四处参演的通勤车，也被叫做 Light。

1968 年的夏天，Bob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灵感。他想要将那些象征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元素，都收纳进他的涂鸦中。在拜访了研究神秘宗教、星相学、地球变化、人生轮回以及 UFO 领域的朋友们之后，他完成了创作。

花朵、火焰、白鸽的翅膀、带有浮世绘风格的海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月亮、星辰、大海的深蓝色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一股脑儿地在巴士身上铺展开来，当 Light 带着这些涂鸦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出现时，它很顺利地吸引住了伍德斯特克上的嬉皮士们，其中还包括不少明星。

据说，Jim Hendrix 曾坐进去试驾，而 Janis Joplin 对它的评价是“酷极了”。

而当乐队成员 Ricky Peters 和 Trudy Morgal 光脚爬上车顶，找寻更好的视角欣赏音乐节表演时，联邦通讯社的摄影师记录下了其中一个瞬间。这辆 Light，因为这张经典照片，很快收获了一个新的昵称 Woodstock Bus。

“个人电脑的迷幻往事”

1950 年代以前，美国计算机行业的中心在东海岸。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简称 PC）的概念也尚未成形。“computer”这个单词，如果从中文的角度理解，翻译成“计算机”会比“电脑”更恰当，因为在当时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计算。

因为既笨重又昂贵，只有政府和少数的大公司才具备使用资格，计算机一度被视为大型集权官僚机构的象征。

1952 年的 IBM 726

不过短短十几年间，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0 年，IBM 还能依靠大型计算机占据着整个市场 81% 的份额，到了 1965 年，这个数字就大幅缩水，变成了 65%。与 IBM 分切蛋糕的，是一群打造小型机的后起之秀。其中，就包括几家加州的公司。

到了 1960 年代晚期，“个人电脑”的理念，在旧金山半岛中部已广为人知。那将是一台袖珍得多的机器，个人用户可以操控其所有功能，而电脑将作出回应并拓展用户的思维。

在讲述“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的《睡鼠说》里，作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有过一个生动的描述，用以展现当时“个人电脑”研发在加州欣欣向荣的情形：

如果在加州门罗帕克市（Menlo Park）开普勒书店的地上插根棍子，以其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 5 英里的圆，在圆圈内，你将发现“鼠标之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斯坦福研究所的增智（智识增进）研究组、“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约翰·麦卡西（John Mccarthy）的 SAIL （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复印机巨头施乐公司的 PARC（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以及那些组建了人民电脑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自制电脑俱乐部的电脑玩家们。

“鼠标之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

“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约翰·麦卡西（John Mccarthy）

这群人（其中不少工程师迁徙自东海岸），将在 1970 年代及更往后的岁月中，将“个人电脑”的理念变成现实，改变千千万万家庭与个人的生活。

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与 1960 年代在旧金山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与东海岸等级森严、保守封闭的旧式计算机文化不同，当时的旧金山是一个聚集了民谣音乐、垮掉派与左派运动分子的大熔炉。对权威的质疑和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很自然地蔓延到科技领域。

“西海岸充分认识到计算机和书籍、唱片、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一样，是一种新型媒介。个人电脑包罗了此前所有的媒体形式，而且由于它出现在所有旧式定规遭到挑战质疑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天生便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些针对个人用户设计且完全属于个人用户的个人电脑，必然涌现于反对权威、坚信人类精神必将战胜而非屈从于企业技术的反主流文化氛围中。”翰·马科夫在《睡鼠说》的序言中解释道。

特殊的环境，孕育出了一群科技怪才。

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里，弥漫着浓重的自由主义气息与迷幻色彩。女生不穿胸衣，酒瓶随处可见，偶尔还能闻到大麻烟的味道。

这些人还会出现在 LSD 的迷幻派对上，一边聆听着感恩至死乐队即兴演奏的迷幻摇滚，一边用异常严肃的态度与方式服用着致幻剂。1966 年 6 月的《观看》杂志，曾对这些嗑药的精英群体做过报道，这些人对整个嗑药的过程“进行了谨慎细致的控制”，而他们之所以尝试 LSD，“既不是为了玩乐也不是为了治疗，而是想要探索人类意识中尚未被探知的丰富内涵。”

这群人中，乔布斯是最有名的一位。

他曾毫不避讳地表示过，服用 LSD 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两三件事之一。这个曾辍学并前往东方研习过禅宗的嬉皮士，之后成就了一番让主流社会点头称赞的事业。1976 年，在自家的车库里，他与斯蒂夫·沃兹尼亚克成立了苹果公司，并推出了世界最早商业化的个人电脑 Apple I。

之后的故事，无需多说，全世界的人都已知晓了吧。

Apple I 《全球概览》，一个俯瞰世界的“工具”

“大约是 1966 年 3 月的一个午后，我滴了点 LSD，爬上屋顶，蜷在一张毯子里颤抖着，大概在看些什么、想些什么……接着，我注视着那些建筑、眺望着旧金山、思考着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觉得地球上的资源用之不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我用了 200 微克的剂量，从 300 英尺的高空注视着旧金山城，想着，从这儿我能看到地球是弧形的。我意识到，站得越高，就越能发现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空间项目已经进行了大概十年，但并没有公开过整个地球的照片。所以我开始想，怎样在迷幻之旅音乐节中策划活动，才能拿到这些照片？我一直相信，一旦拥有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一切将会改变。”

根据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回忆，出版《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念头大约是从那个神志迷离的午后冒出的。

在那之前，这名斯坦福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的主业之一，是参与 LSD 的科学研究，以及协助美国作家肯·克西（Ken Kesey）和他的“快乐捣蛋帮”（Merry Pranksters），策划名为“试药聚会”（Acid Test）的 LSD 迷幻派对。

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1967 年，美国宇航员从太空拍下了地球的照片，球形的弧度终于完整呈现在了人类面前。次年春天，布兰德推出了第一期《全球概览》，地球的全景图登上了封面，除了书名，上面还写着《全球概览》的口号——“获取工具的途径”（access to tools）。封底选了一张日食照片，“它无法拼凑，它本浑然一体”（We can’t put it together. It is together）被写在了照片上方。

翻开书页，你会发现这是一本难以定义的古怪印刷物。

布兰德在第一期中刊印了 133 件商品，其中有 98 件是书籍，它们被均匀地分布在七个分类（“理解全球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社区”、“工业和手工艺”、“通信”、“游牧”和“学习”）中。排印在最前面的“理解全球系统”版块，有对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介绍，也有地质学、生物学类的书籍。“社区”分类中，则有《默克医疗手册》，一本关于旧金山基布兹公社的编年史，以及一本版画图册。

七大分类：“理解全球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社区”、“工业和手工艺”、“通信”、“游牧”和“学习”

书页的设计很混搭，迷幻、怀旧和实用风格被揉在了一起。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字体，它们跳跃在粗糙的纸面上，没有现代杂志光滑感。

第一期之后，不断有新的内容被增加进来，桦树皮的婴儿床、关于塑料的科学报道、与电子合成音乐相关的书籍、种植蘑菇使用的三层架和香港的廉价相机……到 1971 年，最初的 61 页，被迅速扩充到了 448 页，商品的数量累积到了 1072 件，它们不再像第一期时那样全由布兰德亲自挑选，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读者推荐，并附上了他们的评论。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能说清楚《全球概览》究竟是什么。它既不像书，也不像杂志，更不是传统的邮购销售。不过，比照当时大熔炉般混杂了奇奇怪怪的嬉皮士与各种公社的旧金山，两者倒是气质相近。

布兰德对倒卖商品、填满腰包的兴趣不大。他想做的，是将《全球概览》打造成一个全球系统。

他野心勃勃地往里面不断地增添新物件，并制定了这些物件必须满足的五个入选标准：有用的工具；与自我教育有关；高品质或低价格；尚未成为常识；能通过邮寄轻松获得。

最终，他希望读者们能“像神一样”，拥有俯瞰全球的视野，并最终获得按自己的意愿主导生活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站得足够高。而这本百科全书式包罗万象的印刷物，提供的就是辅助人们攀高的工具。

一位读者曾对“工具”的概念给出过一个生动的解释：“今天我走进浴室，手里握着新买的 20 盎司重的锤子，我突然理解了《全球概览》所谓的‘工具’。我一直都以为工具是物体，是东西：螺丝刀、扳手、斧子、锄头。现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个过程：用大小形状都合适的物体，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

布兰德曾这样抽象地定义过《全球概览》所提供的服务：“一个低维护成本、高产出、自我维护的批判性信息服务”。如今回过头去看，人们或许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纸质版的 Google 吗？！

“纸上的 Google”这个说法，是乔布斯提出的。而他所信奉的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也出自《全球概览》，在 1974 年增刊的封底，你可以找到这行字。

到 1971 年宣布停刊时，《全球概览》的销量已达到 2500 万份。同年，这本印刷物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经一项调查显示，它在三年间聚集起来的读者，有散布于大学、政府与工业机构中的科技从业者，有活跃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艺术家们，还包括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剂吸食人群，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各地兴起的嬉皮士公社成员。

在互联网还未诞生之前，这群人组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通过信息共享来开拓视野。

《连线》杂志记者盖瑞思·布莱文是其中一名获益者。1971 年看到第一期《全球概览》时，他“马上被迷住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们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乡下，人们不会去想什么是全球系统、游牧民族或是禅宗佛教……《全球概览》改变了我的生活。它让我知道了巴克敏斯特·富勒、格雷戈里·贝特森、全球系统、公社，还有许多其他能形成一个世界模型的基础的东西，而那个世界正是我一直追寻的。”

1971 年之后，这本纸质版 Google 的拥趸们，完成了不少事。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在 1975 年创办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the 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年后，利用俱乐部内自由共享的信息，苹果公司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 Apple I 问世。

布兰德自己也为互联网事业做出了贡献。1985 年，他和《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共同创办了美国最早的互联网社区 WELL。在新的媒介平台上，那些寻求新“工具”俯瞰全球的个体又一次被聚集到了一起。

城市之光书店：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每个人

如果想找到“爱之夏”的起点，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ellers & Publishers）或许能给你答案。

这间位于旧金山哥伦布大道 261 号的独立书店兼出版社，专门出版与出售同文学、艺术、进步主义相关的书籍。许多途径旧金山的书虫，总会专程前去逛一圈，最后买走一本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不少热衷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读者眼中，这家书店是“垮掉一代”的大本营与“反叛文化”的路标。

1953 年，诗人劳伦斯·费林赫迪（Lawrence Ferlinghetti）和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社会学的彼得·D·马丁（Peter D. Martin，两年后离开），创立了城市之光书店，店名取自马丁前一年创办的文学杂志《城市之光》（也是卓别林电影的名字）。

劳伦斯·费林赫迪（Lawrence Ferlinghetti）

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出售平装书的书店。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出版商开始尝试售卖平装书，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平装书只会出现在药店和公交站，并偶尔在报摊或杂货店出售，因为它们不被主流出版界认定为“真正”的书。

不过费林赫迪和马丁不想理会这些规则。他们还“创新”出了将书店和出版社合为一体的经营形式，这在当时的美国还颇为先锋，填补了市场上日益稀缺的非连锁图书行业的空白。

真正让这间书店出名的，是“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作《嚎叫》。

1955 年，这名同性恋作家在书店附近的“六画廊读书会”（Six Gallery）上，赤身裸体地朗诵了这首长诗，其中对美国青年颓废生活的大胆描写和对消费社会物质主义的猛烈抨击，让阅读诗篇后的费林赫迪感到颇为震撼。他立马决定出版这首诗。

费林赫迪知道这样做会出事。出版前，他特意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了帮助，要求该组织保证，若他因传播淫秽思想而被起诉，会出面保护他。

1956 年 11 月，《嚎叫》出版，引来了一片争议。1957 年 3 月，旧金山的一名海关人员将其界定为淫秽书刊，扣押了从英国运来的第二次印刷品。不过海关部门否认了这项指控，书籍被放行了。同年 6 月，旧金山当地的警察又找上了门，突击搜查了城市之光书店，并以“出售淫秽书籍”为由，缉拿了当时的店长。费林赫迪在返回旧金山的途中也被关押。直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出面，两人才得以保释。

之后的庭审，《嚎叫》幸运地被撤销了“淫秽”指控，还被当时的法官认定为“诠释了社会的本质”并收到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嚎叫》的胜诉，为不少禁书的再版铺平了道路。

随后，“垮掉派”在旧金山扎根，并孕育出了同样为自由呐喊的嬉皮士们，最终带来了 1967 年的“爱之夏”。而城市之光书店，成为了各种反主流文化印刷物的避难所。除了书，当时的许多传单、海报和宣传手册，都通过这家书店的油印，传入了更多个体的手中。

与 1953 年刚成立时相比，如今的城市之光店面大了不少。人们可以在里面舒舒服服地阅读，店里四处摆放着舒适的座椅，还挂有告示牌，让人们“坐下来读读书”。

书店进门的右侧有一步狭窄的楼梯，沿着楼梯往上走有一个小夹层，当年马丁的《城市之光》杂志就在那里诞生，而夹层楼下的空间原先属于一间花店，花店关门后才有了城市之光书店。在楼梯的顶部，你还可以看到一块警示人们小心上行以防跌落的标签，内容很生动，“Watch your step. Many are the fallen women”，“fallen women”在这里或许可以被翻译成“失足妇女”。对于这家喜好“离经叛道”出版物的书店，曾经前来拜访的读者中，应该的确有过不少“失足”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