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制造过一场关于“免费”的幻觉。
那个年代的青年们脱离家庭，出走反叛，能置身的消费场景很匮乏。学习垮掉派搭便车上路，住汽车旅馆，消费无非烟、酒、麻、唱片和书。也因为脱离了中产家庭，脱离了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营造的标准化的繁荣，青年们离百货公司、离奢侈品很远，但离便宜货、离二手很近。
那时候青年们对消费普遍保持着距离，甚至抱持着一种不信任。他们愿意以物易物，愿意以劳力做交换，甚至愿意捡垃圾。在《单向度的人》的广泛传阅下，对所谓“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他们的思考和抵制，比如今的躺平主义者们早了六十年。
他们没能将对劳动的思考导向共产，但其中嬉皮士一支建造了公社，无限趋近于共产；他们也没能将对消费的思考导向共产，但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现实下，他们想到了“免费”。
“免费”。
工业社会真正高度“发达”的现下，“免费”并不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词汇，在我们所见的诸多大型企业的玩法中，“免费”仅仅是“付费”的前序和铺垫，是将“消费”变成“消费主义”的诱饵。多数时候，“免费”其实很坏。
但回到六十年代，在大洋此岸的无数青年投身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极小一部分青年，将“免费”的实践引入到反叛的大潮中，制造了另一场事关乌托邦的幻觉。
不出所料，他们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快。
1.
“挖掘者”是公社嬉皮年代系列考据中绕不开的主角，他们催生了“嬉皮士运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嬉皮士运动”。
1966年开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社区，示于人的面貌既是一个先锋街头剧院团体，也是一帮身体力行铺展生活实验的青年。在后来席卷了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中，他们不像艾伦·金斯堡一样，坐拥导师身份，也不像蒂莫西·利里那样，切实带来了关于LSD与幻觉的福音，西海岸迷幻摇滚乐队在媒体的镜头下比他们更具影响力，东来的格林威治村的民谣摇滚风气以及跨海而至的英伦入侵，在后来反文化运动由反叛转向革命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比他们更引人注意。但他们的旨趣似乎也并非成名，或说，他们从头到尾甚至不打算留名。
“挖掘者”
1967年初，“挖掘者”在阿什伯里社区开设了一家“免费商店”（Free Store），作为团体从始至终一直推行的“分享的创造力”的概念/经济模式的样板。
在当年出版的The Digger Papers上，有这样的描述：
“‘挖掘者’认定免费商店是为了解放人性。首先是释放空间、商品和服务。让经济学理论遵循社会事实。一旦免费商店被证实有用，人类想要的和给予的，需要的和接受的，都会向即兴转变。”
有人来问一本书多少钱。他认为它值多少钱？75美分。钱收到，但谁都可以拿走。“谁想要75美分?”一个刚进来的女孩走了过来，把钱拿走了。
不存在所有者，不存在管理者，没有员工，也没有收银机。一个免费商店的推销员是一个生活演员（life-actor）。一个会解答任何问题也能接受所有问题的人。
在阿什伯里社区的免费商店，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免费的参考框架”，走进去以后，店里是一堆堆旧衣服和其他免费物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能直接拿走。除此之外，每天四点，挖掘者们还会在金门公园免费发放食物，同时不定期在在街头表演免费戏剧。
他们当时是一批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活动团体的先驱。
1967年春天，为了应对海特-阿什伯里社区日渐增多的嬉皮士以及蔚然成风的嬉皮士运动所带来的问题，“爱之夏理事会”（ the Council for the Summer of Love ）在旧金山成立。委员会由“家狗”（The Family Dog）、The Straight Theatre、“挖掘者”、 “旧金山神谕”报以及其他大约25人组成，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社区的年轻人提供免费诊所、组织住房、供给食物、提供卫生服务、组织音乐会和艺术展览，还连同当地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协调维护社区稳定。那是嬉皮士运动最美好的时刻，一起还未达至顶点，离乌托邦愿景的破灭尚有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爱之夏”的理念很快东传，在东海岸也催生出了分支。一位名叫加拉哈德（Galahad）的年轻人就在东11街622号设立了一个类似“免费商店”的临时住所/公社。尽管在“爱之春”和“爱之夏”期间，警察不断骚扰他，但他还是决心要让它维持下去。地下刊物《东村他者》（The East Village Other）将这种压制冠以了 “警察镇压公社”这样的标题，因为在1967年春末，警察一次又一次地侵入下东区，妄图阻止青年们来到此地寻找美国梦。9月，下东区版本的“挖掘者免费商店”开设，头几个星期景象丰饶。各种各样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演员、修女，和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人带来了大量的衣服和家庭用品，很快商店里挤满了乌克兰人、波多黎各人、黑人和嬉皮士，他们礼貌地群聚商店里，试穿鞋子，在商店架子之间忙活。但好景不长。下东区的“免费商店”开设时，西海岸的“免费商店”已濒临崩溃，而不久之后，两地的“免费商店”都是走向了衰落。旧金山“爱之夏”到来的同时，高中生和大学生也来了，中西部地区和南部乡村的下层青年也来了，他们来到此地，不负任何责任也不打算做出贡献地参与所谓“文化乌托邦”的建立。伴随这些人的到来，再加上媒体的不断报道和曝光，中产阶级游客也来了，就连周边军事基地的军事人员，头顶着“冷战”阴霾也来凑热闹。他们对“乌托邦”不感兴趣，年轻人的各种理念宣讲和理想实践，在他们眼里统统窄化成观异和猎奇。海特-阿什伯里社区逐渐人满为患，人群的无序涌入让诸如“挖掘者”这样的社区管理团体不堪重负。“免费商店”成了流浪汉、小偷和趁火打劫的闲散人员的天堂。情况迅速恶化，过度拥挤、许多人无家可归、饥饿、毒品和犯罪问题开始困扰社区，“免费商店”名存实亡，而在很多人看来，这预示着海特-阿什伯里社区的嬉皮年代的终结。10月，挖掘者”们上演了“嬉皮之死/自由诞生”游行（The Death of Hippie/Birth of Free Parade），戴面具的参与者们抬着一口棺材，上面写着“Hippie——Son of Media”，以此揭示嬉皮士运动（包括“异皮士”运动）已经沦为夸张的作秀，只为获得媒体关注的事实。而就在西海岸“嬉皮之死”的游行之后不久，东海岸的“免费商店”更加迅速地走向瓦解。
在那个年代——也许在任何年代——建立一个免费的供给网络都非常困难，在为社会公益而燃烧与单纯且徒劳的燃尽之间也有一条微妙的界线。“免费商店”建立不久，二手嬉皮服装店的店主们立刻洗劫了商店，在他们的包裹里塞满了被捐出来的东西，再堆放到自己的货架上。这制造了一种怪异的场景，但免费商店并没有合理的运营框架来处理精神寄生虫和时髦的资本主义揩客。渐渐的，商店的领导权从最初的组织者转移到了当地的嬉皮士和摩托车手手中，原本的“Love”形象异变为了“Threat”。再后来，毒品卷入其中，喋喋不休的瘾君子将商店带入了不可挽回的混乱与恐惧。至1967年结束时，阿什伯里社区的免费商店告别了往日的盛况，许多嬉皮士运动的元老远走，下东区的免费商店则充斥犯罪与暴力，成了“免费/自由”的反面典型。一场事先注定失败的实验，就此渐渐消隐，等到1968年，革命与暴力成为反叛的核心准则后，彼时嬉皮士/“花童们倡导的“爱与和平”的理想，终于随着“免费商店”的关门终结。
尽管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仍可以看诸如“家狗”这样的组织为乐迷们提供免费的食物、医疗服务，包括挖了个大粪坑给他们拉屎，但两年前首次在海特-阿什伯里社区施行的“免费”精神，已不复存在之实。
它成了为摇滚乐迷、嬉皮士、左派学生和其他反文化群体提供的一项便捷服务，却再不是这些人愿意投身并实现的目的。在我看来，六十年代的“免费商店”非常美好，但这样的美好止于六十年代。
在人人消费又人人痛斥消费的当下，实现“免费”的花费可能会非常昂贵。人人侈谈“青年文化/亚文化”，人人都想“免费”享有，但有能力制造、供给和分享的人总是极少数。国内许多小团体对于“免费”，或“共享”，或“社区”的畅想往往很生动，但实践其实没有通路。因为如今我们这些人的毛病，时隔六十年，仍不能克服：以理想之名要求他人建造乌托邦，以免费之名合理化自己的白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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